试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 ,抽象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但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 ,而且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往往是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原因。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同样是行政行为 ,违法同样都会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行政相对人 )造成权益的侵害。“议行合一”说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从现实的需要还是从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趋势角度来看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既具有可能性也具有必然性     

病态型罪犯的刑罚适用问题

对一般罪犯而言,刑罚的适用是一种痛苦,但对病态型罪犯而言,刑罚的适用则意味着一种幸福。坚持对病态型罪犯适用刑罚,是对刑罚报应和一般预防目的的追求。从期待可能性理论看,病态型罪犯的犯罪"情有可原",刑罚应降低对其行为的可责性。     

实际混淆因素在商标混淆侵权判定中的作用及适用

在商标侵权诉讼中,商标权人需要证明消费者存在混淆可能性,但并不需要证明消费者发生了实际混淆。商标法舍弃实际混淆,而将混淆可能性作为商标侵权的判定依据,根本原因在于实际混淆的证据较难取得。实际混淆尽管没有成为商标混淆侵权的判定标准,但其依然在混淆侵权判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重要性不能被夸大,法院在混淆侵权判定中不应仅仅依据原告提出了实际混淆证据就判定被告侵权成立,因为实际上存在不具合理谨慎注意力的消费者误买误购情形。法院在运用实际混淆证据时,要结合具体案情,分析实际混淆证据的种类、实际混淆所涉及的主体以及实际混淆证据的数量,考察实际混淆证据能否证明消费者存在混淆可能性。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和我国刑法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规范责任论的产物 ,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生命力 ,在大陆法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是 ,由于期待可能性理论和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难以找到契合点 ,故不能将其完全予以移植到我国刑法理论中 ,而只宜吸收其思想内核和精神实质     

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

期待可能性理论产生于德国,其形成是心理责任论向规范责任论转变的历史过程。应该承认狭义的期待可能性概念,期待可能性的征表只能是外部情形的异常性。期待可能性不是主观的事实性存在,而是责任之规范要素。应站在行为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考虑其作出意志选择的可能性,因而以行为人标准作为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是正确的。期待可能性错误既包括法律错误,也包括事实错误,是一种独立的错误类型。责任,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是心理事实与规范评价的统一,责任的故意分为违法性认识与违法性意志,其中违法性意志就是一个期待可能性的判断问题。所以,期待可能性是一种积极的责任要素。     

一个生命对生命的案例分析

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牺牲他人的生命能否构成紧急避险,国外有否定说、肯定说和条件说等各种学说。对此问题的讨论,在我国是由李案引起的,关于李某能否构成紧急避险我国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对此,笔者赞同外国学说中的肯定说和中国有部分学者针对李案提出的"不得已"说,另外,笔者试着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对李案作一下分析。     

犯罪过失阻断事由——信赖原则研究

根植于新犯罪过失理论的信赖原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它在阻断犯罪过失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信赖原则的存在,方使得近现代社会的危险业务得以全面地展开.就该理论在国外的确立、发展、理论基础及其适用的条件来看,信赖原则在我国完全存在着全面引进的可能性,而且在其适用的范围方面还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问,即在行为规范化、社会化程度较高且存在多数人有组织性地分工协作、共同实行有危险性作业的领域,均存在适用该原则的余地.     

西方期待可能性理论借鉴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基本主旨是在国家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对个人利益进行适当的倾斜和保护.我国刑法虽没有明确规定这一理论,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却富含期待可能性思想.对这一理论,我们应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为我所用,以完善我国刑法理论体系尤其是犯罪论体系.     

论疏忽大意过失犯罪的主观责任

法律明确将“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作为衡量犯罪人疏忽大意过失的尺度,而不论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还是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的心理状态,都既不是主体对其过失行为所持的心理态度.也不是主体对其行为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而是一种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内容的空白心理状态。这种空白心理状态并不能成为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只有不法意志才是过失犯罪主观要件的基础,也是界定罪与非罪的重要根据。行为人应对其不法意志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