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保险的法理基础与实践路径

网络安全保险是承保网络勒索、数据泄露等特定风险类型的商业险种,其研发是为了及时填补传统财险无法涵盖的各类网络安全损失。与国外网络安全保险市场趋于成熟相比,国内相关保险产品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这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承保技术层面“缺乏风险精算模型”“风险历史数据不足”等因素,还包括网络安全保险的制度化不足,未能在风险治理层面与现行网络安全立法体系予以衔接。从保险治理理论和新保险组织制度说的视角来看,网络安全保险不单纯是营利性商业险种,同样也是网络安全风险治理的补充工具,能够填补侵权人不明、损害范围不确定等特定场景下的部分经济损失。以我国《保险法》第51条规定的“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为依托,投保人与保险人以合同约定的形式确保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充分履行,进而实现《网络安全法》与《保险法》的规则衔接。     

公安民警焦虑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

面对高强度、高应激的警务工作,过度心理焦虑已成为危害公安民警心理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2021年H市1139名公安民警线上填写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得出1139名公安民警得分32.71±5.80(M±SD),显著高于全国1158例常模结果 29.78±10.071,阳性检出率为17.03%,发现公安民警焦虑状况在学历水平、警龄、警衔、性别、警种等方面存在差异。通过风险人群分析发现,警督及以上警衔、基层公安民警群体存在更高焦虑风险。基于积极心理学研究视角,应重视公安民警的主体效能,改变公安民警固有认知结构,倡导科学应对焦虑情绪,提升自我认同水平。同时发挥组织的主导作用,为公安民警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深入推进EAP心理互助计划,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等,以此改善公安民警焦虑状况。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风险识别与防范的流程—主体分析框架建构

立足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双重审察发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流程包括设计项目、编报预算、组织购买、履行合同、绩效评价等五个环节。针对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涉及购买主体、承接主体、消费主体和评价主体等四类主体。其中,购买主体、承接主体和评价主体都有特定的构成范围,消费主体则因公共服务的不同或行政区域的差异而存在一定差别。流程—主体分析框架为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识别和防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结构化的解释图式,有助于增强风险识别与防范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根据流程—主体的分析框架可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每个环节都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风险,且这些风险由不同的主体所引发。从适用限度来看,流程—主体分析框架至少可以扩展到对所有政府行为和人为风险的研究。     

个人信息认定标准的适用困境与出路——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解释路径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核心落脚点之一“数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信息的有效利用事关数据要素价值激活和数字经济红利释放双重目标的实现。个人信息是建构个人信息相关制度措施的基石概念,明确其规范构造是确保个人信息法律治理体系有序融贯的基本前提。这一法律概念解构所面临的“识别性要件失效风险”和“匿名化规则不确定性”等困境,给现行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法律规范的实效化带来了明显的梗阻感。对此,可以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在分析个人信息概念的功能定位和匿名化技术的风险本质的基础上,将“场景化+动态化”风险控制理念合理嵌入个人信息概念认定之中,进而建立“双化协同+三维一体”的个人信息概念评价体系,以弥合技术发展不确定性和法律规范稳定性之间的张力。     

智能传播时代泛娱乐主义衍生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化解

泛娱乐主义借助智能技术将“泛”的特性不断叠加与增强,呈现出了新的样态。在资本扩张、技术赋能和心理驱动的作用下,泛娱乐主义逐渐生成发展,并在实际运行中衍生出意识形态风险,集中表现为“主体多元化”协同“去中心化”,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传播隐蔽化”伴随“去价值化”,离散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叙事碎片化”融合“去政治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对此,应通过理论纠偏和宣传引导相协同来澄清娱乐边界,通过价值引领和内容生产相贯通来优化娱乐供给,通过技术赋能和制度约束相结合来净化娱乐生态。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防范应对重大灾害风险的历史经验与理论阐释

抵御自然灾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课题,重大自然灾害防治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与自然灾害斗争并不断成长壮大的历史,呈现历经风雨却始终充满活力的面貌。基于历史性、整体性视角,从组织理论的维度构建“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敢于斗争的风险自觉”“高效权威组织领导”“灵敏应变的能力建设”等四个维度系统分析党成功防范各个时期重大灾害风险实践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展望防范应对重大灾害风险的前景,推动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提供坚实保障。     

数字媒介、不确定性与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

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是客观条件与人的主观感知之间互动的结果。现代社会形成的复杂系统、个体化趋势、主观意义世界的变化,共同催生了不确定性的流行。不确定性在风险事件和风险传播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与情感的生产之间关系密切。数字媒介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风险感知、风险传播中的“事实”建构、风险知识以及情感流通的后果等方面都加剧了风险传播中的不确定性,并带来显著的情感后果,如恐惧、恐慌、焦虑、愤怒等情感的形成和扩散。应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问题,我们需要情感治理的理念。在不确定性的框架下,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既需要应对消极情绪,减少负面后果,同时也要培育积极情感,建构以信任、希望为核心的情感文化系统。     

重大风险事件中的政策邻避情结：情感表征及引导策略——一种情感社会学的解释框架

邻避情结表现为公众既认可有利于整体利益的公共设施建立,又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矛盾心理,进而引发抵触情绪或集体行动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相关研究的议题多集中在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层面,价值取向上多将邻避情结视为社会治理中的“非理性”要素,忽视其作为一种情感资源的积极面向,尤其是对于政策型邻避现象的探讨,仍然处于缺位状态。文章基于情感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入手,以新冠疫情期间的政策邻避现象为案例,重点研究风险认知、防护、救助、治理各个阶段的政策邻避现象及情感表征,最后提出政策型邻避情结的引导策略,试图超越传统的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治理模式。     

从韧性科学到韧性治理：理论探赜与实践展望

面对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发展环境,寻找社会生态系统的治理之道已成为各界关注的议题,在探索社会系统可持续发展和有效治理的过程发现了“韧性治理”的价值。在此背景下,求索韧性治理这一术语的历史脉络及演进逻辑也就成为理论之应和现实之需。韧性治理源于“韧性”的科学话语,韧性一词具有多种学科背景,对于复杂系统的可持续性分析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这为风险社会下社会生态系统的治理提供了借鉴和思路,并开辟韧性治理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话语分析,而韧性治理也极大整合了“治理丛林”的思想内容和理论观点,形成实践中应对风险事件的分析范式。当然,韧性治理仍离不开有效性的拷问,由此需要展开与实践的对话,并在实践的场域中建构生产新的价值和理念,寻找本土化的进路,最终施展其理论使命和实践抱负。     

我国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表现、特点、原因及防范对策

科技领域风险是我国当前重点防范化解的重大风险之一。我国科技领域重大风险来自国际、国内和科技自身三个方面,具体而言主要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风险、新兴技术广泛应用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科技走向国际市场遭受政治打压的风险三大类,这三大类风险表现形式多样,具有必然性、政治性、复杂性、难控性、两面性的显著特点。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形成主要有外生性、内生性和自生性成因。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必须针对风险生成原因,采取有力举措:一是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防范化解“卡脖子”风险;二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着力破除产生科技风险的体制机制因素;三是加强科技安全治理,提高科技风险治理水平,着力防范化解新科技应用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