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比较:一个分析框架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的实现是关键。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出三种主流的社区治理模式,即:行政导向合作网络和自治导向模式。详尽比较三者之间的特征、问题解决路径及效应差异,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模式比较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社区治理情况纷繁复杂,行政导向模式并非一无是处,自治导向模式也并非具有普适性,在当前国家自主性依然很强,社会主体性不足的转轨时期,合作网络模式是适合国情的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十八大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的动因、成效、困境及推进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已经持续多年,改革力度之大、改革范围之广、改革程度之深,是历次改革中所没有的。这场改革动因主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对国际复杂形势及新智能革命带来的挑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改革的举措主要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单制度改革、服务流程再造、证照分离、减税减负、优化服务、监管改革等。通过改革促进营商环境便利化、服务方式智能化、市场监管精准化,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规范了政府权力,化解了市场主体的“堵点”“难点”“痛点”。改革也在制度、监督以及基层积极性等方面存在问题。未来“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策略主要包括价值的调适整合、结构的互动整合、机制的协同整合、技术的嵌入整合、执行的配套整合、制度的优化整合等。     

行政吸纳与治理资源的生成：基于人民调解专业化的研究

治理资源是指一切可以用来实现社会治理的资源,是解释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的关键变量。作为区别于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第三种理论,行政吸纳被认为是当前培育、再造以及整合治理资源的重要机制。通过观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运动式治理触发了传统社会纠纷处理方式向专业化转型的启动机制,而由组织权威符号化、组织人员职业化、组织程序司法化和组织能力社会化构成的常态化治理模式,则推动了纠纷治理资源的持续性增长。作为率先通过行政吸纳将调解制度应用到行业性、专业性领域的尝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解医患矛盾、改善医患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治理资源的结构和数量决定了治理模式的选择,随着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运动式治理的积极成果有可能在常态治理中得到延续和巩固。这一过程意味着治理资源通过行政吸纳逐渐累积,并获得再次发展。     

美国精益政府变革与我国行政审批改革的比较与借鉴

行政审批流程优化始终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当前放管服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同一时期,美国各级政府也展开了精益政府变革,流程优化同样是其核心内容。以一些比较典型的地方政府及部门为例,对两国在同一时期推进的相似改革进行比较,可以了解改革的最新进展,并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启示。     

基于“差序格局”的行政责任困境探讨

差序格局是对中国社会关系的一种描述,包括横向的亲疏差等和纵向的等级序列两个维度。这种格局,在行政中容易造成行政人员的自私性与行政责任公共性冲突、等级序列下淡漠的行政责任意识、行政责任界限模糊等问题,进而给行政责任的履行带来困境。要突破差序格局带来的行政责任困境,在行政道德上,要以行政人员的官德消解行政自私性;在行政制度设计上,融入人性的内核;在行政文化上,借助差序格局的推浪形式,优化公共行政环境。     

专家建议布病感染切忌食用未消毒的生乳制品

知名感染病专家卢洪洲0前接受采访时说,布病(即布鲁氏杆菌病)在我国列为乙类法定传染病,目前每年全球新发感染病例在50万人以上。城镇化和畜牧业的发展,加上动物饲养、食品加工缺乏防控措施,导致近年布鲁菌病传播,为公共卫生带来一定程度风险°2018年全国报告发病率为2.73/10万,无死亡病例扌艮道。     

中国农村政治化行政机制的生成背景与实现方式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的行政机制总体呈现政治化的特征,集中表现为农村行政在执政党的直接组织和推动下运行以及国家行政与农村政治整合过程的高度融合。政治化行政机制的生成背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其具体实现方式是建立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基础之上的动员、任务和命令。政治化行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和促进了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也使执政党、国家、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付出了一定程度的代价,并且为国家后来的发展留下了不少隐患。     

辩护路上,最难得是“四专”——访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刑辩研究中心主任梁雅丽律师

2019年10月,北京的秋风刚刚刮起,树上的叶子还未见黄,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梁雅丽律师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好消息。她二审阶段接受委托代理的翟某被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法院经审理撤销了一审对翟某的无期徒刑判决,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地方行政立法工作的“必答题”

“行政立法工作是一项政治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没有一支高素质的行政立法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行政立法。行政立法力量薄弱是当前制约行政立法进程、影响行政立法质量和效率的突出问题,需要下大力气解决。”今年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有领导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