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

为进一步提高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水平,根据:2003年6月29日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及于2003年9月29日签署的《安排》附件;2004年10月27日签署的《〈安排〈补充协议》;     

香港截取通讯及监察事务规管机制简述

截取通讯及秘密监察活动具有双刃性特征,一方面是执法机关执法调查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又极易侵害公民私权,所以应对其有效规管,以求平衡。香港政府一贯重视对此类活动的规管,规管机制堪称典范。香港现行规管机制具有四大特征,即明确的授权制度,独立的监督机构,完善的材料处理机制,完备的保障制度。香港政府的这种规管机制对我国内地技术侦查的规范化有重要借鉴作用。     

《撒娇女王》打起“微博口水战” 香港导演彭浩翔被诉侵犯名誉权

日前,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了香港导演彭浩翔被诉侵犯名誉权一案。原告话剧导演何念与被告彭浩翔曾就话剧《撒娇女王》的合作事项进行谈判,但因意见有分歧,谈判无果而终。2011年1月,原告在微博发布了关于话剧《撒娇女王》草创进展的消息。被告得知消息后,在其新浪微博中称原告创作的话剧抄袭和剽窃了被告电影剧本的内容,此后又陆续在其博客和多条微博中"揭发和谴责"原告"无耻的剽窃风气"。原告认为,被告的行     

资讯·短讯

今天你是小。慢慢大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大。贪污就是贪污，小也是贪污，大也是贪污。——香港廉政公署审查贪污拳报咨询委员会主席施祖祥说，香港人对贪污腐败的“零容忍”是一种态度，只要是腐败行为，无论大小都不放纵     

“双普选”对香港政治发展的影响与应对

"双普选"是指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和立法会普选。行政长官普选可能带来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制度的改变、罢免行政长官制度的增设、行政长官政党身份限制的取消,乃至对中央与香港关系提出新挑战。立法会普选可能导致功能组别制度的终结、立法会议员的专职化、分组计票机制的消失、立法会舞台更加重要。"双普选"也可能导致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发生变化:一是行政主导体制受到冲击,二是两者的紧张关系会有所缓解。"双普选"还将影响香港政党政治:政党舞台扩大,政党角色凸显,政党功能完善,政党立法完备。实行"双普选"之前,一定要未雨绸缪,提前落实一系列措施,确保香港的稳定以及中央与香港关系的和谐。     

推动北京慈善事业发展

2012年,高达64%的港人曾做出慈善捐款。香港社会的慈善氛围不是突然形成的。经济的先发优势,"仁者爱仁"、"乐善好施"的中国传统观念,西方慈善捐助的机制的引导,香港慈善事业发展得早且远。北京的经济发展能力近些年来一直位于内地城市之首,慈善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需要动员广泛的力量来曾做远。直位了长     

香港地区调解制度简述

2009年的香港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提出,调解由于其自愿合意和降低诉讼成本的特征将被广泛使用,作为替代法庭诉讼的最主要争端解决方式。这次改革实质性地促进了香港调解制度的发展。本文将通过阐述香港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形成原因和主要特征,并探讨对于内地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借鉴意义。     

防护窗安装工坠亡,业主须担责

为了让孩子进入理想的小学,李红梅最近一直在房屋中介转悠,希望购置一套位置好、价格低的学区房.然而,让李红梅郁闷的是,就在她以超值的价格购买下一套学区房并为阳台安装防护窗时,工人坠亡,她不得不面对数十万元的赔偿官司. 防护窗安装工坠亡 今年33岁的李红梅的独生子乐乐快要上小学了.为了给孩子一个高起点,李红梅和家人商量后,决定购置一套学区房. 2014年8月,在房屋中介的帮助下,李红梅购买了一套面积69平方米的二手房.很快,李梅就与原房主签了合同,交了房款,办了过户手续.拿着红色的房产证,李红梅心里踏实了,她甚至觉得孩子的未来已经有了质的改变.     

治大国若烹小鲜——中国古代两种治国模式品鉴

一、节俭模式在中国古代,用"节俭模式"治理国家最卓有成效的帝王是西汉第三任皇帝汉文帝刘恒。刘恒最受史学界肯定的,还是他的"节俭治国"思想。刘恒在位期间,禁扰民、禁送礼、禁浪费,甚至连显示皇权威严的诸侯、属国献供礼等都废止了。即位初,有人献千里马,刘恒就此下了"红头文件",诏告天下"朕不受献也","令四方毋求来献。"不建楼堂馆所。刘恒在位23年竟无一项大型建筑,连小建筑也不搞,只要是劳民伤财的,一律不批。据《汉     

香港政治传播乱象探析——以政治传播载体报刊为例

回归以来,香港传媒在发挥"社会公器"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种种乱象。这些看似商业化、戏剧化或煽情化的政治传播乱象背后,是深层次的利益纷争和权力的较量,是政治力量、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在媒体的反映。要采取"去政治化"的方式,综合运用各种资源,才能有效化解部分政治传媒的负面影响力,才能夺取政治传播的话语权,才能有效整治香港政治传播领域的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