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要素分析

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社区正在成为城市社会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治理理论以其先进的理念和运行方式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社区建设中。然而,治理理论在城市社区发挥作用的自主性、充分性、系统性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为解决这些问题,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必须改变过去存在的自发性、片面性、缺乏系统性的观念和做法,改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联系的、系统的方法实现结构化的城市社区治理,并对其诸多的结构要素及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应具备四大要素:目标、载体、制度、运行方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城市社区治理的"树形结构"来阐明。     

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解读

<正>1月1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及立法机构选举结果出炉。虽然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拿下550多万票,却不敌蔡英文的810多万票。民进党也继续维持立法机构单独过半优势。此次韩国瑜败选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选民结构与选举主轴不利。选后,国民党将面临持续动荡和压力,但民进党并非高枕无忧,岛内政局势必进入新的博弈周期。选举结果简介一是蔡英文实现连任。第15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共有选举人数1931万1105人,投     

国家赋权与话语表达：灾害嵌入下农民身份的重构与治理转型

在现代社会,身份是个体在共同体中所处的地位、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衔接个体与共同体的重要桥梁。灾民是灾害社会中联结国家与个人的有价身份与符号,其建构是国家赋权与农民自我建构的双向行动结果。其中,基于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而形成的国家赋权与规制是这一身份的政策基础;灾区农民基于家户经济基础及村社内部竞争产生的实际"需要",通过表达与行动开展能动性的自我身份建构。在以"政策惠农"为特征的治理框架下,要因应农民行为的变化而进行基层政权之现代化转型,构建有效融通的政治回应机制与基层政治关系。     

作为一种理想治理之道的无为而治——基于儒道法比较的视角

无为而治作为一种理想的治理之道为先秦儒道法三家所共有,但就其内涵、根据、途径、目标等方面来说,三家又存在很大的差别。儒家基于对人的道德意志和道德能力的信心,主张以民为本,通过以君子为典范的道德教化,使民"有耻且格",实现天子垂拱南面而治的理想。道家以道为本,主张效法自然,清静自守,无为而无不为,使民无知无欲,实现小国寡民的状态。法家基于人自利自为的本性,主张以国家和君王为本位,严刑峻法,使民知法自治、畏法自律,实现以刑去刑、君佚臣劳的理想局面。无为而治对当代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有借鉴价值,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     

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挑战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在助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但其对人类社会也具有深层次和颠覆性的挑战。当前,人工智能面临技术扩散难以管控、人工智能风险源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的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晰等根源问题。虽然当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引导规范,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和一致性框架,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于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探索。一方面要梳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行路径,同时也需要加强在实践层面的应对措施。     

排斥性互动:广州非洲人聚集区治理过程考察

通过对广州非洲人聚集区发展形态及其治理过程的考察发现,面对广州非洲人聚集区带来的治理挑战,地方政府采取了证件查处、以屋管人、亮化工程、优服务和建机制等治理措施,这些治理措施不但形塑着非洲人聚集区的发展形态,也使得非洲人群体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排斥性互动关系。这种排斥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反映了外来移民群体的社会空间建构状态与国家对这些社会空间的治理之间的现实张力。探索广州非洲人聚集空间的发展形态及其有效治理,对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以及促进"异质共存"的城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及其现实意义

当前,全球治理赤字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全球治理赤字集中体现为国际权力的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位、治理机制的效用不足以及治理收益的分配不均。站在人类共存共荣的政治高度,着眼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中国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案,即坚持共商原则,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坚持共担原则,提高全球治理的行动力;坚持共建原则,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创新;坚持共享原则,确保全球治理成果的均衡普惠。这一方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设计了可行路径,为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指出了明确方向,为推动自身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     

基层治理中形式主义的成因探讨与根除对策——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研究

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愈发成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形式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关乎思想作风问题、能力素质问题、群众参与意识不强等主观原因,亦有科层制的负面影响、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趋势、上下级组织资源不对等、压力型体制、过度考核检查等客观因素。欲根除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需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循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去探索。应简政放权,充实基层组织资源,推进基层机构改革,制定并实施"权责清单"制度,建立"一核多元"的基层科学治理体系;同时需加强学习,提升干部素质和领导才能,确立正确的政绩观与求真务实的作风。     

无缝隙政府：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城市精细化治理是我国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回应公众服务需求的重要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契合了新时代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鉴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探索与拉塞尔.M.林登的"无缝隙政府"主张相契合,本文从无缝隙政府的视角对城市精细化治理进行深入解析发现,通过推进政府组织变革、优化一线人员配置、培育专业社会组织、完善监督考核机制等措施,或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中国之治”语境下的职业农民制度优势及其转化路径

职业农民制度体现"中国之治"新境界,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通过三个层面的特征充分展现出来:紧密结合我国农业农村基本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制度底色与品格;直击新时代城乡二元问题的症结,彰显全面深化改革的使命与魄力;开拓运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准则,彰显制度的全局观与创新力。职业农民制度的优势最终需要通过制度的有效实施方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制度有效实施需注意两个方面:其一,作为具有"一揽子制度"属性的职业农民制度,各项配套制度和实施方案的整体推进是制度得以有效实施进而形成治理效能的关键;其二,作为事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职业农民制度,提升制度执行能力是制度目标得以精准高效达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