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治理模式的范式选择

农村税费改革后,中国农村各地的乡镇政府普遍处在财政困境当中,因此,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就面临落入“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中。面临着财政困境的乡镇政府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征收税外规费的行为,这使得乡镇政府正在逐步演化为一种既脱离政权体系又脱离乡村社会基础的索取性组织,这意味着中国的乡镇治理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因此,走出这一危机的路径选择在于实现乡镇治理模式的范式转换。     

从家国同体同构到现代国家雏形——黄宗羲政治法律思想评述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之际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时代巨变的历史背景下,他敏锐地体察到中国传统皇权专制政体的诸多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其中的很多内容既具有前瞻性和进步性又能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相联系,今天来看仍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值得后人认真学习研究。     

论黄宗羲的民主与“法治”思想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伟大启蒙思想家。他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民主与民治,强调从政治法律制度上解决社会治乱问题,主张人民有议政权和监督权,具有鲜明的民主与“法治”特色。黄宗羲的民主与“法治”思想对后世乃至于今天都有重要影响与借鉴意义。     

黄宗羲“私利”关怀之反思——以“自然权利”和“义利之辨”为视角

黄宗羲代表的传统儒家法政思想中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与作为西方现代法政文明之基础的"自然权利"思想,形貌虽似而本质不同。在黄氏所谓"圣君贤臣治法"的制度设计下,其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只能映现于"天下为公"的道德精神之中,即只可由统治者进行安排,却不是任由天下生民积极主张。正由于此,黄氏"私利"关怀虽反专制却不能克服专制,重视私利而不能伸张"权利"。归根到底,这是由"义利之辨"的思想传统所影响和局限的:在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政治道德一体的泛道德化倾向中,"尊义贬利"而"权利"不张是必然的。在法政秩序现代化转型的当下,我们一方面要反思黄宗羲"私利"关怀,从"私利"关怀走向"权利"观念,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注重阐发黄宗羲"私利"关怀的道德精神,维护现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和叙史延续性。     

论明清实学的近代走向——以黄宗羲实学思想为例

明清实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本文以黄宗羲的实学思想为例,对之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和论述.就时代思潮而言,明清实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所作的批判和总结,也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全面反思的结果.这种批判、总结和反思,客观上反映了明清时期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现实,表现出鲜明的近代走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农村税费改革如何跳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农村税费改革最终目标是要减轻农民负担,要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就要跳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笔者认为,大力推进配套改革,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的关键。     

清初的认同危机与历史重构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不无悲观地认为明朝是一个"失败的大记录",这样的大败局不仅以摧枯拉朽之势埋葬了朱明王朝,还以一种悲剧性的历史惯性影响了明季遗民的身份认同和清初朝野上下的历史重构。某种意义上说,陈永明的《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     

朱元璋的反贪风暴(一)

虽然朱元璋投入巨大的行政资源来扭转社会风气,成效却并不显著。大明天下并没有出现尧舜之治,相反,帝国很快就陷入黄宗羲定律中去,洪武初年,社会形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以重典反贪在专制制度下,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一种常态。它的威力是如此惊人,登上大宝的朱元璋龙椅还没有坐热,四顾     

陈翰笙——一个真正的学者、共产党人

陈翰笙是我景仰的学者。去年“七一”，我给编辑部同志讲“我心中真正的共产党人”时，第一个就谈了陈翰老。很早就听党内学人谈到陈翰笙的人品和学问，20世纪80年代我有幸向陈翰老求教时，我是30出头的青年，陈翰笙先生是年近九十岁的长者，陈翰老第一句话是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言语中对青年人是那样的平易、恳切、坦诚。与陈翰老相处，他总是在真诚谈心，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给青年人以启示，还经常提供他搜集的资料。陈翰老那时的眼睛因患严重青光眼、白内障，已视物不清（自称“一青二白”），一次在谈论历史人物时，陈翰老摸索着给我写了黄宗羲的一句名言：“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讲解了黄宗羲思想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陈翰老的手迹我一直珍藏，铭记。     

万民之忧乐

原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史晓风曾转赠了一套《黄宗羲全集》给温家宝总理。3月22日，温总理给史先生亲笔写了封回信：“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