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作权默示许可使用的立法实践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著作权默示许可行为,在著作权立法方面,也出现了对著作权默示许可的一些尝试。不过,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判例法国家在互联网新技术与数字图书馆方面的裹足不前还是我国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浅尝辄止,都不能满足现实中大量著作权默示许可行为的制度需求。著作权默示许可使用可以在不改变现有的著作权法结构的前提下,有效地调和互联网的共享性与著作权的私权性之间的矛盾,因此构建著作权默示许可制度不仅在当下十分必要,而且也将是著作权法发展的大势所趋。     

论拐卖妇女罪中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意义

法律只保护值得保护之权利,并且保护权利人人格自由权的价值远远高于干涉被放弃的权利的价值。被害人自愿放弃的利益应当排除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在被害人对其能够自由处分的法益作出承诺放弃之时,应当阻却犯罪的成立。拐卖妇女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妇女的人身自由权与人格尊严权,所以在被害妇女自愿被拐卖以及拐卖过程中同意发生性行为等情形之下,行为人不应当构成拐卖妇女罪,更不能对其适用奸淫妇女的加重情节。     

张海迪电贺中国选手喜获佳绩

3月25日至26日,第九届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波尔多举行.中国派出42名残疾人选手参加计算机组装、网页制作、电子装配、刺绣、服装制作、海报设计、陶艺等29个项目的比赛.另有国际裁判14人,创中国裁判参与这一赛事执法的历届人数之最.     

版权默示许可的确立与展望——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视角

版权默示许可产生于作品委托合同关系之中,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一种合同关系,受合同规则的规制.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中对作品委托合同中的默示许可予以承认.但随着数字技术性规则的产生及数字行业规则的影响,版权默示许可合同规则的适用面临着困境.对此,应当在合同规则的基础上,探寻与建构新的版权默示许可的适用规则.     

论引渡承诺的性质和效力——以“黄海勇诉秘鲁案”为视角

2015年6月,美洲人权法院的对"黄海勇案"(Wong Ho Yong v.Peru)作出最终裁决。该案的关键争议点在于中国作出的免除黄海勇死刑的承诺能否充分保证黄海勇回国后的人权。法院最终认可引渡承诺的有效性,认为秘鲁同意中国的引渡请求并未违反《美洲人权公约》。通过"黄海勇案",分析引渡承诺的性质和效力,引渡承诺可构成引渡条约的一部分、可作为国家单方承诺、或作为国家发表的政治性声明,引渡承诺也可以作为解释和修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实践,或作为证明国际习惯形成的国家实践。我国在打击跨国犯罪和开展海外追逃过程中应视情形作出引渡承诺。     

在挑战中走向世界——中国加入WTO三周年

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名正式成员。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国将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逐步履行承诺，到2006年底执行完全部加入WTO承诺。3年转瞬即逝，现在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已届满3年。3年来的变化是可喜的，效果是积极的。3年来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中国承诺遵守世贸规则，承诺开放国内市场，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默示的法律选择“问题初探

本文列举了各国对“默示的法律选择”的不同态度，在分析其利弊之基础上，就其是否有存在之必要、是否有限制之必要以及应当如何限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针对我国目前关于此问题的态度提出了建议。     

试析悬赏广告之法律性质

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有“单独行为说”和“契约说”两种对立的主张.结合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及立法精神分析,“单独行为说”有不当,“契约说”有偏失.针对悬赏广告法律定性,对于报酬数额明确一定的情况,应将此类悬赏广告定性为要约;对于报酬数额不明确的情况,应将此类悬赏广告定性为要约邀请.     

安利：在安全和利益之间

2002年1月,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新一轮“严厉打击非法传销的专项斗争”,“安利难题”再次凸显出来。对“安利”这样的跨国公司来说,它们可以在安全和利益之间继续寻找平衡;但对中国政府来说,直销立法问题已经箭在弦上。为不仅仅关系到 WTO 承诺的兑现,也关系到我们能否真正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