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死刑执行方法小考

死刑以其极端性、毁灭性、残酷性,历来是任何一个国家惩罚和铲除罪犯的强有力的手段。中国古代死刑制度随着中华法系的演进,它的产生,发展及改良,也是适应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本文将从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演进过程中,讨论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变化及特征,相信对构思改革我国的刑罚制度,会有一定的帮助。     

论减轻处罚的适用困境及其对策

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答复认为,法定刑是指法定最低刑,减轻处罚是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处罚。当法定最低刑是管制刑时就出现难以减轻的困境,通过减轻管制的刑期或将法定刑理解为法定最高刑均可帮助走出困境。     

社区服务刑刍议

社区服务刑在我国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方式,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需要,是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引入社区服务刑这一刑罚方式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如何进行立法,有哪些现实困难以及如何解决,增设社区服务刑会有怎样的影响等等,都有必要进行探讨。     

民事转刑事犯罪案件分析及防范对策研究

近年来,因矛盾纠纷引起的恶性"民转刑"案件多发,后果严重,影响极大。防范"民转刑"案件的发生,要提高社会成员素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加强对社会面的控制,提高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建立长效和多元化的民间纠纷调解机制;开展经常性的民间纠纷排查工作,及时掌握动态,认真解决影响大、久拖不决的民间纠纷。     

预交罚金:从“潜规则”到中国模式

为解决罚金刑执行难,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普遍采用潜规则——预交罚金。本文以公法债权和民法担保理论为基础展开分析,论证判前预交罚金的实质为罚金刑保证金,有其存在的法律正当性,应对其加以制度化、程序化改造,从而完成其从罚金刑执行的潜规则到成为中国模式的转变。     

刑事辩护难逾三道坎

律师职业的最高境界是刑事辩护——这是西方律师界的普遍共识。但在我国,由于刑事辩护环境不尽理想,许多律师不愿承办刑辩业务。随着律师法的修订,事情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但要使刑事辩护真正摆脱困境、彻底解除中国律师界的"心病",还须在制度层面作出更深入、更实质的改变。     

行刑社会化下的管制刑

刑罚轻缓化是现今全球刑罚发展的新趋向,行刑社会化即代表了这样的理念,成为了行刑发展的国际趋向,并在二战以后迅速地发展起来。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一种刑罚方式,现为我国刑法规定的五种主刑中的轻刑,它在刑罚观念上追求轻缓、人道、教育等内容,在处遇方式上采用社会化管理模式,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特定的适用性,是我国在刑罚轻缓化中的重要体现。行刑社会化与管制刑在对犯罪人的执行方式上都采取不予关押的办法,基于此,二者之间有许多相同的理论,管制刑对行刑社会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管制刑适用过程中存在着的不足,应当借鉴我国港澳地区及西方行刑社会化中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     

为什么说“高空抛物连坐”是恶法

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再次恢复连坐制度，使我们对“族刑连坐”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现象有了一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认识。     

中国古代关于刑罚目的以及功利主义与反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争论

法家商鞅代表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立场。他认为,任何事物的价值都要用它所能够导致的后果或效果,即以它是否能够富国强兵来衡量。商鞅认为刑罚的唯一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富国强兵,国家应当利用重刑、暴力与恐惧来防止人民犯罪。孔子、孟子与荀子所代表的儒家则坚持非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刑罚的目的不可能是其外在的实际效果,而应当以“仁”与“义”之实现为目的。他们主张利用道德感化的方法来教育人民,反对法家的“刑治”,反对国家利用刑罚与恐惧来防止人民犯罪。     

因罪生刑,以刑制罪——再论绑架罪法定刑对其法定加重事由解释的反向制约关系

我国刑法对绑架罪规定了极为严厉的法定刑,对其两项加重事由更是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①2009年2月底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对于绑架罪进行了部分修正,增设了＂情节较轻＂的减轻构成规定,此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这一减轻构成的评价、理解与适用本身就是问题。同时,该修正案对于绑架罪的加重构成未作任何修改,堪称遗憾。因此,对这两项加重事由如何解读,至今学界仍然无法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司法实务部门的处理更是各执一词。充分重视和合理运用＂因罪生刑,以刑制罪＂的解释手段,关注刑事法律规范中绑架罪的法定刑对其具体加重事由的反向制约关系,能够比较妥善地解决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