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金刑的基底性批判——罚金刑执行难的另一种解读

罚金执行难在我国是个公认的难题,尝试解决的方法较多但似乎效果都不佳。实际上,罚金执行难很大程度上是因罚金理念和其规定方式导致的。因而对罚金的基底性批判成为必要。我国罚金的设定方式以及无限额罚金的比例体现着从重处罚的倾向,罚金刑设定的逻辑简化为犯罪数额的有无以及财产的数量。罚金判决重走自由刑之"堆估"的老路,无法精准化计算数额的判决缺少了说服和执行力度。国外罚金的扩大适用是和受害之国家救助责任以及观念上财产权利从法权到人权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从契约论的角度看,国家没有尽到保护公民的应有责任即不应从自己的不当行为中获利,罚金收取的正义性值得怀疑。从我国罚金的理念及现状来看,罚金完全脱离了其初始的补偿意义,补偿功能无从体现,罚金理应具有民事赔偿和刑事惩罚的双重功能。     

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我国新刑法典第221条规定了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商誉其实是一种无形财产，具有财产内容，商誉权为商誉主体依法享有，且具有专有权和排他权。本罪的特征即为行为人实施了故意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或以其他手段损害他人商业信誉的情节严重的行为，据此，可以确定本罪并区分他罪。除按刑法给予本罪的行为人以处罚外，还应确立资格刑，以打击并预防经济犯罪。     

论管制刑的适用与完善

管制刑是主刑中最轻的刑种,它是针对犯罪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并且不需要关押的犯罪分子而专门设计的。由于没有规定违反管制刑的后果或处置措施,管制刑没有足够的约束力和严肃性,从而导致管制刑被虚置的情况发生。管制刑不应被废除而应予以保留。为了使管制刑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应从管制刑的内容、执行程序上进行修改、完善。     

罚金刑适用中的问题及其监督

罚金刑是指依法强制犯罪的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式。我国现行刑法从有利于惩治和预防经济犯罪、单位犯罪、轻微刑事犯罪以及实现罚金所具有的特殊预防、一般预防的功能角度出发，大幅度增加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目前，罚金刑的运用相当普遍，从我院公诉的案件统计表明：2006年判处罚金的有321人，占公诉总人数的44．70％：2007年判处罚金的有312人，占公诉总人数的36．92％：2008年1—5月份判处罚金的有123人，占公诉总人数的50．4％。与罚金刑大量普遍适用相比较，检察机关对罚金刑的监督明显较为薄弱，没有相应的监督方法与手段。     

依法惩治黑社会组织性质的犯罪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

一、社会危害性决定了惩治黑社会组织性质犯罪的必然性犯罪是危害性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当一般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刑法规定的程度，其性质就发生变化，由一般违法行为变成犯罪行为。犯罪的这种特征决定了犯罪圈的范围以及刑罚的强度。社会危害性越严重的行为，越应该纳入犯罪圈并处以重刑，这是一种社会常识，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刑罚理念，也就是所谓的“罚当其罪”、“罪责刑相适应”。看待黑社会犯罪，也不应该脱离这种原则。     

裸刑均值的意义

量刑的实际水平到底低于、等于还是高于法定刑轻重程度，是立法与司法之间诸多关系之一。以21省市77家法院7万多刑事裁量为样本进行观察，可以得出量刑的实际水平显著低于法定刑中线的结论。这个结论可引发一系列理论思考，并成为我国模范判例制度的依据之一。     

罚金刑执行监督的若干问题探讨

一、当前罚金刑执行的现状刑事裁判是审判机关根据事实和法律,对涉嫌犯罪的刑事被告人作出的具有拘束力的评价性决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即应交付执行。因此,公正的生效判决必须执行,这是由司法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司法活动权威性的体现。如果公正的生效判决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就成为“法律白条”,司法公正就成为一句空话,也无司法权威可言,更会大大削弱社会成员对司法活动以及司法机关的崇尚、信赖和遵从。如果任凭这类情况长期存在,无法着力解决,就会影响司法的公信度和满意度,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执行难问题是近年来我国民众以及司…     

国外行刑社会化及我国行刑社会化之完善

刑罚执行社会化是刑罚执行中注重社会因素在行刑中的作用，使罪犯易于复归社会。西方国家在行刑社会上已取得了重大进展。西方国家行刑社会化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根据。我国在行刑社会化上已有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

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和存废一直是刑罚学界争论的话题，报应刑论从报应的角度论证短期自由刑存在的正当性价值，目的刑论从功利的角度论证短期自由刑废止的根据，现代刑事一体化思想主张短期自由刑具有正义和功利的双重价值，对其不应废除而应改进。对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应该从替代和完善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严打”的理论反思与规范

“严打”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实施二十年来其成效有目共睹，但无庸讳言，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从基层检察官的视角指出了“严打”中出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并对“严打”进行了理论反思。指出“严打”必将和收容审查等制度一样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逐渐淡出中国法治进程的历史舞台——但在此过程中，理性的抉择则是如何规范“严打”。结合基层检察工作，本文提出了制定统一的“严打”刑事特别法；加强司法机关制约性，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求刑权；制定统一的刑事证据规则，明确“严打”期间的证明标准等规范“严打”的三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