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术的双重视角分析

在诈骗罪中,被害人之所以上当受骗,源于行为人使用了诈术。1诈术即欺瞒,表现为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对于诈术的判断,需要结合行为人、被害人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从行为人方面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危害性,从被害人角度看被害人是否需要刑法来保护。只有从这两个方面考察都能得出肯定结论的,才是诈术,才能成立诈骗罪。结合两个维度来判断是否成立诈术的方法,可以为区分诈骗犯罪行为与民事欺诈行为提供思路。     

报复社会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历史演变与综合防治(1978-2013)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中,报复社会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从之初的个别省市偶发逐渐蔓延至全国且逐年攀升,并呈现出以男性犯罪人为主、以纵火和爆炸为主要作案手段、公共场所及中小学校园成为主要作案地点、私人恩怨和个人需求未得到政府满足为案件主要起因、以不特定公众为主要侵害对象、危害后果严重等特点。为了有效防控报复社会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需要全面提高罪前的综合防控与预测预警能力、罪中的现场处置与应急反应能力以及罪后的严厉打击与妥善处置能力。     

青少年犯罪原因解析及其预防

青少年犯罪是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因为它不仅关乎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宁,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未来。现阶段,青少年犯罪还处于上升趋势,并且还呈现出新的特点．我们必须在分析现阶段青少年犯罪原因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建立有效的青少年犯罪的防控机制,来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发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我国资格刑的新解读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最强烈的时代主题。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时而出。这一刑事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色彩,在刑罚结构上其指导思想是轻缓。我国目前重刑化的刑罚结构不利于该政策的实施。就资格刑而言,其对某些犯罪的惩罚与预防是足够的,并且具有积极的刑事政策价值。而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存在着内容设置不科学、缺少剥夺行为人特定职业资格等问题,应当进行完善。     

从命令到权威——读《法理学的范围》

从学术敏感度的视角来看,奥斯丁的“命令说”,相对于那些针对此学说展开批评的评论家们的理论,还是毫不逊色的。无论从认识论意义上还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讲,法律都无法摆脱道德的“纠缠”。如果固执地生拉硬扯地去单独认识他们中的一个,答案将不是完整的。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以及“恶法亦法”的思想,毫无疑问锤炼了人们对法律的权威性的尊崇。这一学术贡献也是对西方思想传统中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价值一元论的继承。     

创建优秀基层公安团队的思考

创建优秀基层公安团队就是公安机关基层所队通过合理利用每名警员的知识和技能协同工作、以解决问题和实现共同组织目标的活动。加强基层公安团队建设是社会分工和社会系统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组织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举措和提高团队工作效能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强公安工作的必然路径。永州市公安局在优秀团队创建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也还存在认识不足、举措不力、沟通不够、素质不高等诸多问题．，加强优秀基层公安团队创建，应当明确基层公安团队组织目标、分析组织岗位、做好人员安排、加强团队管理、培育组织文化、完善规章制度     

公众参与:案例规范生成的民主化进路

民主化是我国案例规范生成模式的追求目标之一,司法运行中却一直被空置。案例规范兼具司法和政治双重属性,这决定了公众参与的模式汲取公众意见的同时能够保持相对和必要的独立,其正当性和必要性能够得以证成。当务之急在于建立有利于公众推荐案例的体制、程序,推动案例信息公开、规范指导性案例推荐流程,并建立相应的案例筛选、审查机制和司法回应机制,使公众和司法在沟通中实现良性互动,并由此为我国案例规范提供民主化的生成进路。     

法治视野下的律师辩护权——兼评高法刑诉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50条

律师的辩护权是律师群体的一项重要职业权利。尽管在中国没有被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中被明确为基本人权。在刑事诉讼结构中，控辩双方力量相对均衡才能有效保障法官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判。刑诉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50条虽对律师辩护权进行了规范，但该条第2款的规定仍有四点不当之处，包括违背控辩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基本要求，不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超越法律的规定，损害律师群体形象。     

两岸关系制度化：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

两岸关系制度化的动力来源包含理性选择与社会建构两大因素。从两岸关系的制度化进程来看，两岸双方以追求共同利益的理性计算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伴随双方社会化交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多的社会性因素被纳入制度化进程之中，推动着两岸关系的制度化向更高层次发展。推动这一制度化动力转变的机制主要包括三类：外部激励、规范说服以及社会学习。概括起来，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因素的双重动力推动了两岸关系制度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两岸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下的制度化建设可分为制度规范兴起、制度规范内化以及制度化的深化三个阶段。     

舒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本文梳理了舒群参与《解放日报》副刊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相关活动,既展示了舒群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筹备过程以及党在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