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创新与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学习十六大报告的几点体会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转折时期。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旗帜,坚持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各项事业的创新,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应对挑战中倍加珍惜党的团结。     

完善职代会制度与《职代会条例》的修订

198 6年颁布实施的《职代会条例》对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建立完善职代会制度、做好工会工作、促进国民经济和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职代会、工会工作领域的拓宽 ,《条例》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滞后性 ,必须对之进行修订。     

论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创新

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创新,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要有新理念和新思路;必须“胆子要大一些”,要有敢闯敢冒的精神;必须坚持辩证思维,要有科学的方法。     

江泽民反腐思想述要

反对腐败是一项事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腐败不除 ,国无宁日。自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 ,对反腐败问题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与关注 ,并在各种场合对这一问题作过许多重要论述 ,多方面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党反腐倡廉的思想。系统地总结江泽民同志的反腐思想 ,对于新时期加强与指导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繁荣云南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必须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充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 2 1世纪 ,新时期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坚持“与时俱进” ,推进理论创新 ,才能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 ,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服务     

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比较

对不同类型政党制度进行比较 ,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要进行比较就要有正确的比较方法和衡量标准 ,并满足进行比较的基本条件。在进行比较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全面的客观的比较 ;在确定衡量标准时 ,最根本的是要从本国国情出发 ;立足本国实际是进行比较的基本条件。     

从苏东变局看无产阶级执政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

前苏东国家执政党长期背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导致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最终被人民所唾弃.江泽民同志总揽全局,在世纪之交提出了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时代感的“三个代表”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应对各种风浪和挑战的考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简论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

今天的时代与旧中国五四时期相比在社会矛盾运动和对青年作用的需求上有某些相似的特征;时代造就青年,青年创造时代,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应当包括复兴中华、解放思想、建设民主科学、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等。     

陈水扁“五·二○”讲话的主要内容及实质

陈水扁在台湾选举获胜后,于５月 ２０日发表了“就职演说”。在这篇５０００字的讲话中,陈水扁以所谓民主的胜利来总结台湾选举的经验,并再次承诺“全民政府,清流共治”的施政理念。但在两岸关系的定位问题上,却颠倒次序、刻意模糊。陈水扁“五·二○”讲话费尽心机、用心良苦,但他仍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搞隐性“台独”,以拖待变,抗拒和拖延两岸统一进程,企图以“人权牌”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对此我们要进行坚决的斗争。     

Memory and taste in the collections and households of the Spanish nobility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pic with some notes on the house of Osu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eriod room

“Albeit democratic, their coat of arms has pride of place”. Thus Romualdo Nogués defined, in 1890, Spanish collectors of bourgeois origin who had joined the ranks of the aristocracy. A few years later, in 1924, the Duke of Alba’s maiden speech at the Academia de Bellas Artes de San Fernando justified his personal artistic worthiness on the basis of his ancestors’ collecting activities and the artworks they had amassed.

These two examples set the scene for the research questions studied in this monographic issue. The present introduction offers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phenomenon and continues with a few remarks about the House of Osuna which, as is well known, occupied a pivotal position in Spanish nobility during the whole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