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思考

关于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条件一直是行政公益诉讼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各国对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设和原告资格的理论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原告资格问题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最重要的条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建立以公职机关为主、公益团体和组织为辅、公民个人为补充的多元原告资格制度的模式。     

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保障——基于公法救济之行政诉讼的视角

时间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政府紧急权力的行使引起了人们对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保障的深刻反思.传统的紧急状态理论认为,紧急权力的作用旨在保障国家安全、公共福祉;而公民权利在紧急状态时期,往往被作为牺牲的对象.时至今日,在紧急状态下的公民的局部基本权利逐渐得到认可,但大多数基本权利乃至自然权利仍然无法得到与宪政民主精神相一致的保障,这就是公民权利的危机.有权利必有救济,如何保障紧急状态下的公民权利,便成了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普遍困惑.笔者基于公法救济之行政诉讼的视角出发,以期为宪政民主国家寻求一种可塑的解决之道,为公民权利的保障提供一种可能的机制.     

警察权是行政权

警察权是行政权。这是因为：1．警察权在国家权力谱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其权力属性;2．侦查权具有完全的行政权属性而不具有司法权特征;3司法机关所具有的行政权应予剥离。     

论行政许可撤回的说明理由制度

行政许可作为授益行政行为的一种,属于“新财产权”的内容。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政府规制的需要不断调整行政许可的范围,许可撤回也就有了其正当性理由。但是,《行政许可法》第8条列举的三大撤回理由都面临着法理上的质疑,撤回许可的正当性不足。建立许可撤回说明理由制度,可以将说明理由制度的价值引入到许可撤回这一领域,从而弥补正当性不足的困境。许可撤回说明理由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效益性、必要性、有效性和正当性问题,对违反这一制度的行为,可以分情况视为无效和可撤销的行政行为。     

民主治理中的集体行动——一个组织行为学议题及其解释

作为社会科学想象力的产物,集体行动现象的概念化成为公共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知识增长.但在既有的学术研究中,集体行动概念要么偏向于社会抗争性事件的分析,要么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中作出过度操作化的分析.因此,从建构主义行政学出发,在更一般化的理论水平上对集体行动进行研究,这既是科层治理向民主治理转化中提出的一个组织行为学的知识性议题,又是构建前瞻性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行政的关键议题.     

发展中的全球行政改革 --动因、理论变迁与经验启示

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由于全球化的挑战和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失灵,在西方发达国家继而蔓延全世界,出现了一股行政改革的浪潮.当代行政改革倡导公平、民主、社区主义和合作的理念,形成了新的公共管理模式.这一切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行政改革具有着深刻的借鉴价值和理论内涵.     

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司法腐败、公贿和行政腐败等政治领域腐败现象日益突出。制度反腐败的重点应当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通过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其中,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府间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遏止政治和行政腐败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涉案企业合规刑行衔接的初步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推行和深化,离不开行政监管部门的全面配合.检察机关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探索过程中,也较为注重发挥行政监管部门的作用,并尝试利用现有的制度空间解决好与行政监管部门的衔接配合问题.但由于行政监管部门并没有配合刑事执法机关参与办理企业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加上衔接配合的规则和程序粗陋缺失,刑行衔接程序出现不畅问...     

“法益性的欠缺”与法定犯的出罪——以行政要素的双重限缩解释为路径

犯罪是侵犯或威胁法益的行为,法定犯是单纯违反禁止规范的犯罪,是对国家规定的单纯不服从,并没有实质地侵害法益,其在法益侵害性的问题上存在先天不足。没有法益作为判断可罚性的理论支撑和限缩作用,导致其出罪机制不畅以及司法实务中法定犯的日益口袋化。针对法定犯有别于自然犯的这一特性,基于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主要为行政要素,即表达的是对行政法律法规的保护与强调而非刑法自体恶的要素,为弥补法定犯法益性欠缺所导致的法益甄别与限制刑法处罚范围作用的欠缺,宜对法定犯中的形式性与实质性行政要素进行双重限缩解释,以建立法定犯有效的出罪渠道,实现刑法处罚范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正当程序:滥用程序权的判断标准

在缺乏有关程序的法律依据时,行政机关对程序拥有裁量权。行政机关对程序的裁量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构成滥用职权。正当程序原则的合法地位源自《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行政行为不得滥用职权。法院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的判断标准之一,是正当程序原则。上述规则的确立,经历了学说借鉴、政策回应、司法实践和法律确认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