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善公安民警执法环境的思考

公安执法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公安机关自身的因素和社会外部众多矛盾的相互作用使得当前公安民警的执法环境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改善公安民警的执法环境除了公安机关自身的努力之外,还必须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使公安民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为公众提供理想的公共安全服务产品方面履行好应尽的职责。     

试论宪法权利的刑法保障——原理、功能和经验

我国对宪法权利的保障主要采用了间接保障的模式。在这一以民事法、刑事法和行政法三大部门法为主要构架的模式中,刑法作为法律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今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却极为有限。事实上,可以从原理、功能和经验三个方面着手,对宪法权利的刑法保障问题进行全面并深刻的理论剖析,进而与客观实践相互为用,促成我国宪法权利的间接保障模式(尤其是宪法权利的刑法保障)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缺失与构建

亲属拒证权作为拒证权制度的一种,是亲属关系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法律人文关怀、诉讼利益权衡、公民权利彰显的内在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应确立亲属拒证权制度,明确规定亲属拒证权的主体范围、拒证事项及其例外情况,并将告知申请程序、审核程序、救济程序、放弃权利程序作为程序设计予以构建。     

环境法生态安全原则研究

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不断加剧,生态安全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生态安全是指一国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破坏和威胁的状态,其目标是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秩序。在环境法中确立生态安全原则,不仅是环境法扩展法律秩序价值的必须,也是由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态安全状况决定的,具有价值上和现实上的双重合理性。在环境法中贯彻生态安全原则,需要从环境法理念的改进、环境基本法的修改、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等方面着手。同时,还应注意环境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协调一致。     

从思想世界的重演到法律历史整体性的终极指向

思想世界的通达应当是我们研究法律历史整体性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如何进入古人的思想世界,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评价及其在价值论基础上重新进行认同,进而演绎活着的法律文化传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核心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在这个没有封闭的框架中,我们需要找出一种适应时代阐释的活着的东西——历史中从来无法断绝的更为本原的思想。它不仅仅需要历史的传统来界定和彰显它的存在,而且需要一种出自日常生活的观念来支持和认同此种活着的思想。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就是从虚无性之中开出的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被人类的思想观念赋予了相对意义的历史,全部人类行为所到之处都被异化为一个意义世界。职事之故,传统中国的法律道路也只能在这个前置性的框架中才能得到建构和确切的理解,也只有在逐层剥离思想精义的外壳之后,方有可能看清楚法律道路的走向。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证据法学是研究证据规则的学科,它是以诉讼活动为基础并存在于诉讼活动中的,以刑事诉讼为例,刑事诉讼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受认识论的指导,因此,证据法学也是以认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另一方面,程序正义论也是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只不过认识论与程序正义论处于不同层次而已,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是以认识论为原则,以程序正义论为例外。     

产权规则、责任规则及农地征用规则的选择

对于法律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即它仅仅是市场中影响交易的众多制度之一,我们要将市场的观念引入法律的领域,用效率的视角来考察法律,以期合理利用法律促进社会总体福利。在这方面,美国的许多学者在规则选择和适用领域做了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本文的目的就是对相关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并且以此为基础考察一下我国农地征用领域适用的规则问题。     

中国行政司法监督的困局与出路

对国家行政权的行使实行全方面的密切监督,这既是传统法学的要义之一,又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法治成果之一,就是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并相应地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但中国目前的行政诉讼以及通过司法审查实现的行政司法监督,由于观念的滞后和体制的欠缺正处于欲罢不忍、欲进不能的困局之中。分析这种困局产生的原因并找出走出困局的出路,正是当下中国法学界面临的紧迫课题。本文尝试对此做些探讨。     

《物权法》行政法取向的实证分析

在现代社会公法私法相互交融趋势不断加剧的形势下,<物权法>确立的规范并不完全限于私法领域,也涉及了诸多行政法领域的重大问题.要完善<物权法>,就必须采取以下措施:要求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补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适应<物权法>的规定;借助行政法确定公共利益;救济制度要提升到物权法保护的标准;建立公物(公产)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功能之实证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通过对<中国法律年鉴>1989年至2004年行政审判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行政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维护行政与救济权利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监督行政的功能.行政诉讼的实有功能、设计功能与应有功能出现偏差.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应正确认识行政诉讼的功能,合理定位立法目的,选择与行政诉讼性质和立法目的相匹配的制度,使行政诉讼发挥立法者所预设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