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权的有限让度

传统民法认为人格权具有专属性,不得转让。在现今环境下,人格权不可转让性的基础理论已经被突破,人格权从关注独立性转向关注完整性,人格权不仅包括人身利益还包括了财产利益。因此人格权可以有限让度,有限让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得以一定的形式让度给其他自然人或法人。包括授权让度和法定让度两种形式。     

唐王朝中央行政体制的构成及其效能分析

在中央行政管理体制上,唐王朝注重中央行政权力的划分与制约,逐渐完善了三省六部制,以行使最高行政决策权、审核权和执行权。同时,为了保证决策和执行系统正常而有序的运作,还设置了专门的行政监察系统。唐王朝中央行政管理体制的构成与中央行政权既相互分立又相互制约的体制运行特点及其效能,对当代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意大利《行政程序法》之内容与特征探析

意大利行政程序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了。但是,其《行政程序法》直到1990年8月才由议会通过并开始实施。行政程序的终结、行政行为的动机、行政程序的责任、参与和被听取意见的权利、行政程序的简化、透明性和获取行政文件的权利等规定,构成了意大利《行政程序法》的主要内容。而只规定行政程序的基本特征、具有很强的操作和规范功能、较好地坚持了“兼顾论”原则、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等,则体现了意大利《行政程序法》的主要特征。1990年的《行政程序法》在加大行政透明度、简化行政程序、加强对行政结果和行政管理的责任以及强化分权等行政改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论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

“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在刑法界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尤其是在界定合同诈骗案件当中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显得非常重要。“非法占有目的”在合同诈骗罪中只能产生于财物所有人交付(处分)财物之前,在合同诈骗案中不存在所谓的“事后故意”。     

储蓄存款被冒领后的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的合同法对于储蓄合同没有专门的规定,储蓄合同应该作为一种无名合同来处理。在储蓄存款被冒领的情况下,存款的所有权应该认定已经转移给了银行。在储户对银行的民事诉讼中,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先刑后民”的原则。     

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

自德国产生“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以来,其在德国的判例与学说中不断发展、繁荣。我国现也有不少学者在对其加以研究。其中最困难之处在于如何解释“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与“债权相对性”之矛盾。笔者从契约效力根源的角度提出“系统契约论”,解释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之理论根基,认为我国应引进此制度,并将其继续应用到“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的构成要件、法律效果、与侵权法之边界等问题,也附带地以“系统契约论”解释了契约法上之其他问题。     

2001年铁路春运票价上浮案评析

2001年铁路春运客票价格上浮引起的行政争议案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北京市一中院和北京市高院先后于2001年11月和2002年2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和终审判决。乔占祥诉铁道部2001年春运票价上浮案(以下称为“乔占祥诉铁道部案”)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有:铁路春运票价上浮的性质;“铁道部通知”是否具有可诉性;铁路春运票价上浮的听证程序;铁道部对“国家计委批复”的转送等。该案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行政机关如何进一步依法行政;如何建立健全价格决策听证等程序;如何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如何完善依法行政的各项制度等。     

WTO许可程序规则对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启示

改革行政许可制度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WTO许可程序规则所确立的许可理念,对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针对我国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行政许可权的设立、运行机制及责任制度的缺陷,在制定统一的行政许可程序标准法、确立行政许可适用的有效范围、确立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一般适用原则等方面应大胆借鉴WTO许可程序规则,改革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体制制约与制度创新

行政审批制度产生的诸多问题与我国传统行政执行体制延续下来的政府管理的一些理念、职能设置、行政方式和执行方法等有着必然的联系。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必须涉及到现行行政体制如何从传统的准动员型模式向民主法治型模式转变这一深层问题。文章首先提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尚有待深入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 ;其次对审批制度改革面临的困难和体制性制约进行分析 ;然后就如何从根本上实现由传统行政执行体制模式向民主化、法治化行政执行体制模式转变的问题提出建议。     

我国证券投资资基金法理模式之选择

世界各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司型和契约型 ,而契约型又有分离式和非分离式之别。无论哪种模式 ,证券投资基金在法理上均存在双层信托关系。在模式的选择上 ,各国注重本国的法律文化特别是公司制度、行政监管与之密切配合。很难单纯对公司型和契约型的优劣作出评判。我国应当允许两种类型同时并存、同步竞争。在契约型中 ,为便于一般投资者理解和有利于行政监管 ,我们应采取非分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