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行政监察制度刍议

行政监察制度是国家设立的关于行政监察的专门法律制度 ,其主要内容包括行政监察机构和行政监察权。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建立较晚 ,其机构设置和职权范围与外国行政监察制度有较大差异 ,这使比较和借鉴成为可能。通过对中外行政监察制度的比较 ,可资借鉴如下 :一、加大行政监察力度 ;二、统一行政监察权 ;三、适当扩大行政监察权     

垂直管理体制的行政法研究

垂直管理体制,作为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一种重要的机构组织形式和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常态手段,其运行属于行政组织法规制的内容。垂直管理部门的设立与变更,以及垂直管理机构与上级职能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应当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运行。对于垂直管理的模式,应当有相关法律法规或者是规范性的文件进行指导,并对其进行后续行政监督。     

认真对待行政指导诉权——行政指导可诉性比较研究

行政指导在性质上实际是一种具有弱权力、准强制性的服务性行政行为。行政指导的性质决定着行政指导具有被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而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可能，完全具有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国外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我国应当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明确将行政指导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法律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刑讯逼供

有关刑讯逼供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在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中，为研究者所广泛称道的警察作证制度、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律师在场权、沉默权、举证责任倒置等相关举措已经纳入“试验田”向实务部门推行。但实证调查显示，“书面中的法”和“行动中的法”存在较大的隔阂。现有学术研究偏向“口供虚无主义”的休克疗法该为此负责。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应当立足法治的本土资源，构建现实语境下警察讯问的权力监督体系，改进刑事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创造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条件，促成实务部门的执法规范化，达致控辩双方的平衡共赢局面。     

监狱领域主体与客体关系新论

监狱领域中存在行刑主体与客体、改造主体与客体等基本范畴。监狱行刑主体是监狱及其民警,行刑客体是罪犯;改造主体是罪犯,改造客体是罪犯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恶习。在行刑主客体与改造主客体这两对基本范畴之间,行刑主体与改造主体处于上、下两个不同层次,且行刑客体与改造主体是同一体,因此形成"二层次主客体联结论"。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进步与不足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使我国的行政纪律惩戒规范变得更加完整和系统化。在内容上突出了从严治纪;在程序上对行政处分作了详细的规定,这必将推进行政处分工作的法治化。《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疏漏之处主要有:没有规定国家对行政机关公务员违法违纪行为的追究时效;没有明确是否适用于行政机关内的聘任制公务员;行政机关以外的公务员处分工作是否参照其执行也未予明确。     

论期待可能性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借鉴意义——以出租车罢运事件处置为例

借用刑法学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分析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的期待不可能性根源．因此公安机关在处理类似事件的行政执法活动中不可简单粗暴，而应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中的人道原则、谦抑原则、情法交融精神规范执法行为，确立人权保障思想，体现人道主义关怀，确立比例原则，追求执法入情入理，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刑罚轻缓化视野下的中美自由刑执行措施比较

自由刑在当代各国刑罚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刑罚轻缓化实现的关键在于自由刑的轻缓化。有效的执行措施是刑罚轻缓化实现的重要保证。中关两国在自由刑具体执行措施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深入理解并合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执刑措施，对促进中国刑罚轻缓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

目前学界尚未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问题上达成共识。对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内涵的界定,应该从证明标准与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证明责任的关系入手。本文通过比较两大法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及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在坚持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正当程序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在区分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的前提下,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     

和谐社会下的监狱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语境下，我国监狱行刑主体单一的现状必须进行改革，应导入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即让罪犯、非政府组织（NG0）、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公民和监狱在监狱行刑活动中拥有相应的话语权。这是监狱本身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责任、公民社会发育渐趋成熟等诸多方面的必然要求。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的路径选择和模式构建上：一是要解决法律的挈肘，修改或补充法律条款：二是要立足我国监狱行刑实践．把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分为六个层次和三个发展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行刑改革，以更好地实现人们对“新程序正义”的诉求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