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治安行政管理的创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治安行政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积极探索,深化改革,努力推动治安行政管理在理念、法制、体制、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上的创新。     

交通警察正当执法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及其维护

交通警察作为公安机关的业务警种和国家执法机构,是离人民群众最近、最直接的执法群体,其执法活动应依法受到保护,执法行为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在工作实践中,交通警察正当执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事件却屡屡发生,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交通警察的工作积极性和公安机关的威信。各级公安机关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维护广大交通民警的正当执法权益。     

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布勒公权论的再认识

布勒的公权理论可谓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应当立足于其历史脉络与整体结构来理解。在布勒的保护规范理论中,法规的强行性排除了裁量规范,但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规范仍具有强行性。私益保护目的以公私益的划分为基础,构成了布勒保护规范理论的核心要义。援用可能性不同于诉讼可能性,是指受保护的私人可以援用法规范请求行政机关为特定行为。只要法律并未明确排除,即可承认援用可能性的存在。经由布勒保护规范理论所得出的公权具有严格的法规从属性,但也使公权受立法者的宰制。此外,布勒所讨论的公权仅指以特定实体决定为内容的实体性公权,程序性公权被排除在外。在审判实践中,我国法院应对布勒的旧保护规范理论保持警觉,合理地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高校行政案件中的司法谦抑与自制

对行政诉讼制度而言,应逐渐将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行使公共职能组织的管理行为纳入受案范围,打破此类组织自身对纠纷解决的垄断和对司法审查的排斥。而司法在高校行政案件审查时,也应当保持司法谦抑和自制,适当尊重高校自主权,减少司法干预学术的嫌疑。司法的谦抑和自制,在受案范围、受理时机、审查依据、审查强度、裁判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应当予以体现和坚持。     

行政强制司法审查若干问题研究

如何确保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能够在《行政强制法》的规范下顺利地实施,是行政审判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人民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司法审查要注意把握行政强制行为的基本特征、二重性以及基本价值,对行政强制行为要进行类型化处理,注意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把握司法审查的内容和强度,处理好主从行为、先后行为以及行政强制权与相对人抵制权之间的关系,注意诉讼审查与非诉审查标准的区别。在强制拆迁中,尤其要把握好人民法院司法审查与行政机关具体实施之间的关系。     

论对“公法人”民事强制执行的限度

对政府等公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民事执行案件中存在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如果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可能有碍公法人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损及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如若不能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会导致私权无法实现，有损司法权威。因而，为平衡私权之实现与公益之维护，对政府等公法人的执行须遵循必要的限度，给予其“规则礼遇”。对公法人财产的执行，以不影响公务推行为限度；对公法人执行程序的适用，应以维护其良好的信用和权威为保障；对公法人执行措施的适用，应考虑其依法行政的特殊主体地位和有序、高效推行公务，履行公务的履职要求，应限制适用间接执行措施。     

暂予监外执行罪犯适用假释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暂予监外执行是刑罚执行的变通方式,并未改变刑罚的种类和内容,对该类罪犯适用假释是对暂予监外执行性质的肯定,也是人人平等原则的要求,同时也可提高司法效率以及假释的适用率。有效地判断该类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是其适用假释的基础,实践中的立法和案例则为暂予监外执行罪犯适用假释的法律化提供了经验。     

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及改革

我国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上采用了结合式,但是该种方式导致了受案范围过于狭窄而且模糊混乱等问题。在改革行政诉讼受案确定方式的过程中,应当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出发,实行可以审查的假定原则。     

美国的矫正评估

监狱行刑的效果如何,一直是监狱学界争议的问题。美国监狱行刑的效果评估最具代表性。在评估决策方面,矫正评估委员会独立运作。矫正协会设立的标准委员会负责提出标准,交由两个组织审评;评估证书由标准委员会授予;由矫正协会颁发。对监狱矫正评估的基本内容包括了警戒、安全、秩序、看护、活动(计划方案)、公正、生活状况和有效个人管理等因素。对罪犯的个案评估包括对个人或小组咨询、职业训练、工作释放、假释监督以及整容手术等。     

规避执行法律识别机制的探索与构建——以类型化模式分析为基础

建立可操作的规避执行行为识别机制是目前突破执行规避、破解执行僵局的首要任务。类型化模式是分析建立规避执行行为识别机制的有效路径,规避执行可以分为主体规避、财产规避、滥用法定程序规避、其他规避等四种类型。在类型化模式的基础上分别梳理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和适用程序,并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是破解规避执行行为的理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