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治建设的检讨与反思——可持续发展理念缺失略谈

当下的行政法治与可持续发展基本上处于隔离状态。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来检视行政法治,其缺失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的空白;观念意识的淡薄;制度构建的缺位;执法实践的“忽悠”。基于此,必须在行政法治中确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政府为民服务的观念与行动当中。     

入世背景下的行政指导制度——美日胶卷案引发之思考

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宏观经济调控的国际化。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中国政府应更好地利用世贸规则,熟悉WTO规则的实际运作。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的美日胶卷进口案中,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指导行为引导日本企业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取得优势地位。从比较行政法视角对DSB案例进行行政法解读,借鉴日本之经验,可以构建入世背景下我国行政指导制度的完善体系。     

中国行政诉讼范围的演变与趋向——划定·限制·恢复·拓展

中国行政诉讼范围的变化是中国行政法治程度的晴雨表。中国行政诉讼的范围于1989年由行政诉讼法作统一划定,但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越权缩小了行政诉讼的范围,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恢复了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原本范围,与此同时,中国行政诉讼的范围在四个方面得到扩张,即教育权、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与教育行政案件。无论这种“扩张”是否科学适当,它毕竟代表着中国行政法治的进步!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理论思考

参与式民主理论和民主行政理论的兴起是行政立法发生的理论背景;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既直接构建了行政立法的正当性,又通过增强行政立法有效性的方式应验并强化行政立法的正当性;获得“正当性”的行政立法具有扩张性,若没有公民参与权的制约以及立法权、司法权的监督审查,不仅不会促进公民权利的保障,反而会挑战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原则,侵犯公民权利。     

澳大利亚行政法上反再委托规则研究

再委托是行政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反再委托规则是控制行政裁量权的一种手段。在澳大利亚,这一规则的基本含义是:除非委托人同意,代理人无权委托他人代理。反再委托规则并未被绝对化,恰恰相反,在实践中,法院承认它有许多限制或者例外。     

“首次不罚”制度的法理思考——兼谈行政执法方式的完善

“首次不罚”制度得以合理存在的界域主要是制度实施的必要性与目的设定方面,其实质是将法律赋予执法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主动降低为零,但制度本身设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降低了执法主体的权威性,打破了法律上的平衡,并存在逆向选择的危险,其预期效果并不理想。只有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坚持执法的原则性,讲究执法的艺术性,增加执法的服务性,方能达致“首次不罚”制度必要性与可行性的有机结合,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     

论服务行政条件下的行政私法行为

行政私法行为是行政机关于服务行政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行为方式,它属于国库行政的一种特殊形式。就行政私法行为的性质而言,它既不绝对地是一种公法行为,也不绝对地是一种私法行为,而是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种兼具公法、私法双重属性的行为。对行政私法行为的法律调整,应该坚持公法优先、兼顾私法的准则。     

对我国信用制度法治化关键性问题分析与建议

信用缺失已对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化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亦使消费者对法律滋生了一定的信用危机.尽管我国已在局部启动了一些信用提供与管理体系,但是这种缺乏法律支撑信用体系却是相当脆弱的,同时由于我国法律规则之间本身就存在有一些内生的与信用法律制度不和谐之处,这更加剧了我国信用缺失的现象.因此,从法律规则的层面对我国信用管理与经营体系提供支撑已成为我国经济法治化建设中紧要的一环.     

行政合同救济的反思与重构

随着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行政合同在国家行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尽管行政合同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仍有争议,但在行政实践中已有大量行政合同的存在。行政合同的大量运用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纠纷,而救济渠道不畅,制约了行政合同法治化的进程。本文从行政合同的行政可诉性入手,对行政合同救济的范围、救济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行政合同纠纷的特点,结合当前的司法救济制度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进行了构建,以期促进我国行政合同救济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行政许可法描绘我国现代法治政府的基本框架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特别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更是倍受关注。《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和实施,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建立现代法治政府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必需。现代法制政府应当是有限的、规则导向型的、透明的、讲诚信的、负责任的、高效的、便民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