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农村合作医疗的立法原则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项制度的全面实行必须有赖于立法的保障。本文仅就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立法保障中的立法原则、责任和监管主体、立法形式和立法协调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在现阶段此项制度的推行必须采取自愿参与和隐性强制相结合的原则等新观点。     

论我国环境刑法立法体例问题简

目前,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例已经很难适应愈演愈烈的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体界定不清,对环境犯罪罪名的规定散乱不成体系;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中的位阶较低,不利于有效地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遵循人本主义同时兼容生态主义的原则,充分尊重生态环境本身的独立价值,借鉴德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选择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典中独立成章的立法体例,调整部分有关环境犯罪且散见其他章节的罪名,扩充环境犯罪罪名涵盖的范围.     

食品药品监督执法中“数过并罚”之探讨

我国行政法体系中目前还没有＂数过并罚＂的概念或相关规定,但在食品药品监督行政执法过程中,会适用《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法》、《保健食品管理办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配套的相关法规和规章,经常出现类似于刑法中的＂数罪并罚＂的情形,笔者暂且称之为＂数过并罚＂,不少执法者对此感到困惑。笔者结合法学理论知识简要分析＂数过并罚＂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分析部分部门规章对＂数过并罚＂的相关规定,从这些规章的立法精神和执法实践层面探讨＂数过并罚＂的适用规则。     

浅谈卫生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问题,它就像一把双刃剑,用的好能够实现个案正义;用的不好会极大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要求行政机关的管理水平不断进步,不仅要求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要具有合法性,也要有合理性。卫生行政部门担负着大量的日常执法工作,自由裁量权等得到了大量的运用。本文将从行政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卫生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控制等方面,简单阐述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些看法。     

香港特区政府的信息公开管理

本文主要介绍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开资料守则》与信息公开的政策、机构、管理措施和内容等,包括一般的信息披露以及政府新闻处的公共信息服务和政府的财政透明;并分析了特区政府信息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成功之道。本文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政策措施,而香港特区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之广、信息公开的渠道之多都令人叹为观止,这不仅有利于政府内部的统一和协调,而且有利于政府工作的顺利开展,并且在本地和国际上树立了一个透明、廉洁、高效、负责的服务型政府形象。简而言之,透明政府的建设源于政府与社会在信息公开方面达成共识,从而使政府能够自觉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刍议行政处罚听证制度较大数额之确定简

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制度,对于提高行政效率,促进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搭建了一个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进行对话交流的平台.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拟作出较大数额行政处罚决定时,当事人有听证的权利.但较大数额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从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意义着手,剖析现行“较大数额”纷繁复杂规定的乱象,从确定主体、方式和基础出发以期完善现行较大数额的合理确定机制,达致法律统一、和谐.     

With Strings Attached? Improv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Central State Financed Investment Projects in the PRC

This article takes a new look at the institutional core of China's economic planning—the State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ommission (SDPC, 1998–2003)—focusing on its role in approving and fundraising for major capital investment projects.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inquiry is to identify changes in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d procedures of inter-agency relations and central planners’ interactions with national legislators, which have produced a diversity of ‘organizational microclimates’ that shape the coheren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bureaucracy and central–local fiscal relations. Based on interviews of high-level officials and case studies of investment projects in ener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ransport sectors, it is argued that administrative reforms aiming to improve SDPC's regulatory capacity have been predicated on a concerted effort by key agencies and ministries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to reduce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local and industrial interests to politicize capital allocation decisions. This finding suggests caution in interpreting contemporary China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lenses of a developmental state, a regulatory state, or a fiscal federalist system.     

行政法案例的范畴及价值研究

行政法案例是指发生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由行政法的适用行为引起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被封存的那些案件。其对行政法治实践而言,具有厘清行政法关系、选择行政立法进路、对行政法适用提供参照和整合行政法实现的价值。对行政法学科体系而言,具有决定行政法学科体系宽度、深度、厚度和硬度的作用。行政法案例的主要类型是:作为行政判例的行政法案例;作为行政赔偿的行政法案例;作为行政复议的行政法案例;作为权力机关监督个体的行政法案例;作为公务员纪律处分的行政法案例;作为行政处理的行政法案例。     

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律统一解释体制构建

1982年《宪法》明确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律解释权、法律修改权与非基本法律制定权.2000年《立法法》进一步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律解释程序.从2000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充分地行使了法律解释权,针对《刑法》共颁布了九个立法解释,由此也引发了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如何区分,是否有独立存在意义的争议.通过对刑法立法解释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全国人大常务委会法律解释体制的特征不在于其解释方法的特殊性,而是其特殊的法律统一解释功能.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备之后,如何保障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全国人大常务委会法律解释体制应承担此重要的功能,这既是1982年《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也是构建宪政国家不可或缺的环节.应基于这种法律统一解释功能来构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程序.     

我国合伙企业合伙人类型异动与数量异动规定的完善

合伙人数量变更会导致合伙企业出现两种极端状况即合伙人类型异动(有限合伙企业仅剩一类合伙人)与合伙人数量异动(合伙企业仅剩一个合伙人或者合伙人数量"超标")。对于这两种异动情形,现行法律或作出规定但存有瑕疵,或根本未作规定。因此,完善我国合伙企业合伙人类型异动与数量异动规定有其必要性与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