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的综合执法

我国长期以来构建的是"全能政府",同时又缺乏严密的组织法规范,行政职能部门设置随意,导致了我国现在的行政机构林立却又权责不清、行政执法政出多门却往往执行不力等不正常现象,严重地影响了行政效率,也不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此,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试图通过设立综合执法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的综合执法机关越来越普遍,文章结合实践,对综合执法的含义、产生、作用、形式等问题及其发展模式试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问题

公益劳动是我国当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实践的操作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急需改革。要想取得实质上的进展,需要对公益劳动进行科学的定位,解决公益劳动与刑罚轻重的问题,公益劳动的决定机构的问题以及公益劳动的强制性、规范性问题,并最终将公益劳动纳入到我国刑罚体系中。     

量刑基准的存在根据与形式——兼论法官量刑基准意识的养成

量刑基准存在于司法语境中,是法官观念中的内容,转化为现实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文字的方式将量刑基准规范化的做法没有现实可能性。可以培养法官对量刑基准的认同感,但不能企图将法官意识中的量刑基准统一化。     

自由刑量刑监督制度之完善

法院在自由刑量刑上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职务犯罪处罚轻刑化、量刑偏轻、罚金刑代替自由刑、同类案件自由刑量刑差别较大等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可从完善自由刑立法、试行量刑建议、制定量刑指南、行使抗诉权等方面予以限制和监督,促使自由刑量刑的公正裁量,从而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和功能.     

浅论行政领导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行政领导的创新能力是指行政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推出新思想,提出新理论、新方法或新成果,制定新战略,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一种能力,其具有独创性、多元性、可开发性、战略性、超前性、导向性和政策性特征。目前我国在行政领导创新过程中存在按本本行事、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上级政策、执行上级指示跟风跑、“随大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用已有的旧经验办事等诸多问题;同时,要解决一些如角色定位、回避现实、行政领导自身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和行政领导业绩评价等问题。因此,要提高行政领导者的创新能力必须在具体的方法与途径上坚持从实际出发,激发行政领导者的创新意识,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掌握辩证的思维方法;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广泛的知识积累,不断地优化工作的技能方法与途径。     

电子证据带给行政执法工作的挑战与对策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崭新的证据种类已经在执法实践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但由于现行法律还没有对电子证据给予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关电子证据的概念问题、其法律地位的界定问题、其法律价值的评价问题等应是电子证据研究的首要问题。此外,研究电子证据可以对具体的行政执法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     

死刑权理论的历史回溯与启示

死刑权理论的历史回溯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死刑的本质,以及促进国家理性地选择在死刑存废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都有所裨益。无论贝卡里亚、卢梭还是马克思都认识到了死刑的权力法则同战争准则具有相似性。这启示我们死刑制度有必要从战争准则的角度来反思。     

允协情法:民初行政诉讼中的审判技艺——以《平政院裁决录存》为素材的考察

民初平政院对行政处分的审查并不局限于合法性层面,而是通过形成和运用"允协情法"的审判技艺,深入合理性层面制约监督行政权.在民初行政审判实践中,"法外求情"是当事人的惯常做法,"酌情准法"则是平政院的基本立场.平政院在坚持合法性审查的前提下,通过引入"情理"作为裁决准据和在建议中落实"情理"等方式,进行实质的合理性审查,...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     

行政程序中的管辖制度刍议

作为行政程序法之重要内容,行政程序的管辖制度的确立对于推进我国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就合理性而言,应当将行政管辖制度单列成章,并系统地规定违反管辖制度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