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机关为什么能行使司法职能

立法机关司法职能的正当性来源于政治权力运行的逻辑必然和实现对它权的制约需要,分权并不排斥各政治部门之间为了合法的目的而进行最低限度的权力交叉;同时,发挥代议机构的政治协调功能以及司法权的社会分享也为之提供了价值支撑和理论根基。     

法检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浅论我国人民法院、检察院关系之冲突与协调

法检不和谐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司法职能的发挥,进而部分弱化了我国社会主义司法的功能,其危害不可低估.但目前,各级法检机关领导干部甚或党委、人大的领导同志,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听之任之.针对我国一些地方存在的法院检察院两院关系不和谐现象,指出法检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法检关系的和谐,应当引起各级党委、人大、政法委、法院检察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论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论葡萄牙法对澳门地区的影响历程

澳门地区现行法律制度以葡萄牙法律为基础。自16世纪中叶起,葡萄牙法律对澳门社会的影响逐步加深,至19世纪中叶,澳门社会基本奠定了葡式法律体系的基础。葡萄牙法对澳门的影响经历了三个时期,所产生的影响的态势及澳门地区独特的法律发展之路说明:不同民族的法律文化可以和平共存、共同发展。     

公安法制部门如何在基层基础工作中发挥实效

基层基础工作是整个公安工作的根基,加强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建设,就是要用科学的发展观解决制约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努力开创基层基础工作的新局面。基层基础工作离不开法制工作,我国公安机关的法制建设虽然在“大接访”等活动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目前的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工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法制部门要对此高度重视,在加强和完善基层基础工作的过程中,发挥出自身的积极作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治价值及其实现

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设计,不仅反映了司法过程的民主性,也体现了司法过程的开放性和回应性.因而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和价值.因此,需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改进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以促进民主进程和法治秩序.     

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检察监督

从检察监督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重要特征,阐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境,揭示和分析制约检察监督效能发挥的制度性和技术性因素,并有针对地提出强化和完善检察监督的相关建议.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udges’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bout Sex Trafficking of Minors: Associations with Gender,Race, and U.S. Region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udges are a professional group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decision-making power in cases of sex trafficking of minors.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of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udges’ gender, race, and U.S. region with their attitudes and knowledge about sex trafficking of minors. Drawing from a survey of 55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udges in the U.S., this study used standardized scales to measure attitudes and knowledge about child sex trafficking. Results indicate some differences by gender and geography in a sample of experienced judges across the U.S. The consistency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other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targeted training.     

支持理论下民事诉讼当事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传统研究重视“法的供给”视角,致力于创设“良法良制”。通过转向“对法的需求”视角,本研究基于支持理论和法律意识理论,访谈了142名四类常见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本研究发现,当事人对司法的信赖分为“特定支持”和“普遍支持”两个维度。负面的诉讼经历仅会降低当事人对主审法官(法院)的评价(特定支持),尚未削弱他们对法院系统及司法制度的评价(普遍支持)。此外,当事人可以被进一步分为“门外汉”和“入门者”。前者不信赖法院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法律意识与司法制度间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入门者”的意识则限定于法律体系内,只在意法官的审判质量。随着司法系统的日渐完善,“入门者”对司法的信赖有望逐步提升。但“门外汉”则需要通过“知情(法)受益”这一过程先转化为“入门者”。     

论跨境电子证据司法协助简易程序的构建

跨国网络犯罪的增加使得跨境电子取证的实际需求日益旺盛,我国在2018年颁布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目的之一是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为我国履行国际条约义务提供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跨境电子取证面临着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网络主权、司法管辖权理论使得单边取证存在着非法性可能。传统跨境电子取证因数据本地化存储和"倒U型"取证结构而效率不高。现有的国际司法协助程序繁杂、时间冗长,无法满足打击跨境犯罪和电子证据取证的现实需求。因此跨境电子取证的简易程序构建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对现有司法协助程序进行适当简化,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效率性原则,构建境内外双方执法者直接合作方式合法化、派员调查取证方式、建立个案电子取证协助机制三种途径。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