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广告中的法律问题

网络广告的迅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相关的法律问题,应当针对这些法律问题,根据出现的新情况,完善对网络广告的法律规制,以促进网络广告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从法制到法治思想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法制与法治思想各有特色,对中国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三代领导的法制与法治思想理论具有继承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共同构成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来源。     

政府控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源配置

将政府控制内部结构与制度环境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深入研究了政府控制内部结构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政府控制内部结构对信贷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是否有所不同。研究表明:政府行政级别越低,越有动机干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帮助其所控制公司获得银行贷款,公司银行借款水平就越高。与通过实业主体控制的公司相比,在政府通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的上市公司,政府通过干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帮助公司获取银行贷款的行为更为便利,该类公司具有较高的银行借款水平。与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相比,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政府控制内部结构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信贷资源配置行为的制度根源。     

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关于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立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有效治理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需要,存在主体范围狭窄、行为类型单一、处罚不协调、罪刑阶梯简单等问题,急需改进。在改进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立法时,应当坚持刑法的明确性原则、法益保护优先原则、预防为主原则和协调性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刑法立法需要专门化,不但应当将主体调整为国家工作人员,而且将滥用职权纳入行为类型,同时应当从犯罪客观方面和罪过形式两个层次设置三级罪刑阶梯。     

作为社会共同体建构技术的法律修辞

法律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物质性力量,其对社会治理的参与,需要借助于社会共同体所分享的共识发挥作用。就此而言,法律可被理解为一种想象的力量。法律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想象而获得力量,同时也通过生产想象而作用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在实践中表现出建构社会共同体的技术。法律修辞通过将话语组织起来的方式,在社会中生产关于法律的想象共识,从而成为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技术。法律修辞既能通过叙事来指引关于共同生活经验的想象,以历史和现实中所分享的共同经验形成认同,从而建构社会共同体;又能通过论证来指引关于共同价值观念的想象,使彼此激烈冲突的不同价值观借助修辞的软化而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并通过关于价值判断的认同建构社会共同体。法律修辞的这些特点,使之在形成共识时所达成的更多是相对共识而非绝对共识,表现出模糊的特征,从而达成不完全理论化合意来回应现代社会中价值判断的多元分歧,更有利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     

论开放银行数据共享中的信息披露义务

开放银行模式下,数据共享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存在对象和内容两方面的特殊性,个人客户的知情权保障面临信息不对称与信息过载的双重困境。我国有关开放银行的规范将视线聚焦于技术标准,涉及信息披露之核心操作环节的规则处于空白状态。在我国,实践中,各家银行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必要对开放银行数据共享中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系统构建,这需要结合银行和第三方机构在数据共享不同阶段承担的不同角色,对信息披露义务的具体内容及形式予以明确,并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角度对各类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分别加以规制。     

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制度逻辑及其规制策略

敏感个人信息因其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需要特别的法律保护。我国现行立法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特别保护存在制度供给不足。《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秉持对一般个人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区别规制的立法思路,但有关敏感个人信息特别保护的规范较为简略。从我国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需求及域外立法经验来看,敏感个人信息保护在"知情同意"的适用、法定处理事由的明确、技术治理的实现、损害认定的完善等方面应有区别于一般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制度逻辑。相应地,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也应有区别于一般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规制策略。     

特大城市社会风险恢复机制之法制优化研究——以行政法为视角

特大城市社会风险恢复机制应包括善后恢复机制、调查评估机制、救助补偿机制、规划重建机制等多方面内容,然而当前我国特大城市在社会风险恢复环节并没有完全契合法治发展要求,在其运行机制中存在诸多合法性危机。通过梳理、总结和借鉴美国、日本的特大城市社会风险恢复机制的建构及其法治化之成功经验,可从行政法视角提出健全和优化我国特大城市社会风险恢复机制相关法律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总体思路和具体方案设计。     

反思与祛魅：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重构

普适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法官运用法律、裁判案件的一项司法技术 ,它与审判权相连 ,是审判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下 ,法律解释却被异化为一种权力 ,从而导致解释形式的抽象化、解释内容的扩大化以及解释主体的集中化、多元化 ,进而干扰了司法独立、背离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的这一结构特征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我国历史上“以吏为师”的传统 ,并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不完善的制度结构有关。为此 ,应当转变观念、完善制度 ,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