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基本收入:回应人工智能挑战的政策选择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挑战,传统有偿工作急剧萎缩,工作的意义、社会稳定问题受到严重冲击,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则并未与时俱进,使人类陷入了巨大的风险。作为定期的、普遍的、无条件的和针对个人的现金转移政策,普遍基本收入通过财富共享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奠定了社会和解和稳定的物质基础,挑战了近代工业社会对工作意义的有限理解,为未来社会注入了更多的自由、平等和公正,因此可以成为回应人工智能挑战的政策选择。     

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

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界定了本国的核心战略意图,并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及其实践。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策略手段信念与安全战略动员,能够塑造国家安全战略实践的政治过程。领导人所受结构约束的程度与战略情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其国家安全战略塑造能力的重要因素。拜登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持有负向认知,将国家安全威胁来源主要界定为“挑战现状”大国与全球安全议题,并因此力图实现美国在安全、经贸与价值观维度优先的目标,进而倾向于采取低安全议题、价值观外交以及后发制人式与多边合作式的安全战略手段。拜登不仅在战略议程设置和安全团队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而且当前美国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也确保其得以高效输出自身的战略理念。通过将拜登对俄罗斯、中国的安全信念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进行匹配,可以验证领导人塑造安全战略能力的推论。系统分析拜登总统的安全观,并对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现状与趋势以及思考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启示意义。     

当前纳税人不良心态及行为选择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人不良的纳税心态和行为影响了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些心态和行为的产生除了经济学的原因外,还受到历史、政治、社会等非经济学因素的影响。政府必须正视这些因素,引导纳税人树立正确的纳税心态。     

警体训练在监管安全稳定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随着近年来各种暴力化、智能化犯罪的逐步升级,监狱、劳教机关人民警察滞后的警体训练已无法更好地适应和完成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监管安全稳定工作。加强对警体训练所处战略地位的认识,切实发挥其在监管安全稳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必须成为所有监管改造部门的共识。     

从官僚行政到民主行政——文森特·奥斯特洛姆的民主行政理论

文章系统地梳理了奥斯特洛姆的民主行政理论的脉络.奥斯特洛姆认为,官僚行政理论在知识上错误地理解和偏离了美国宪政创设者的意图,在实践上使美国的公共行政研究与实践误入歧途.美国的政府管理必须摒弃威尔逊范式,代之以民主行政范式.在批判性地继承联邦党人和托克维尔的思想,并借鉴了政治经济学和实在法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奥斯特洛姆建构了以多中心权力体制、地方自治、民主决策和多样化服务供给机制为核心内容的民主行政范式.     

法财产基本类型与本质属性

在传统法学理论中,财产关系与财产行为关系对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同主体与主体的关系相混淆,并且财产本身有公私之分,这种理论既不能简明法财产的本质,也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不同类型的财产。事实上财产的本质是一束权利(权力)义务(职责)关系,不同类型的财产是这种权利(权力)义务(职责)关系的不同组合。并且,只有原生财产才能够进行比较清楚的划分,衍生财产是难以在法律上进行具体的划分的,它具有无限的衍生性。     

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主要特征分析

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实乃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代特征,从总体上来看,主要有四:郡县制、封国制与特辖制并世而立,政级配置与控制措施同生共存,制度性与变通性良性互动,具体性与目标性有机统一.它们密切联系,彼此互动,体现了地方行政制度伴随传统社会变迁而日趋完善.     

试论中国共产党的心理建设

党的心理建设和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一样,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党的心理建设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加强党的心理建设应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原则,通过注重培养教育、完善制度建设、增强自我调适等途径,提高党的心理建设水平。     

一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评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一书,是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品力作,并具有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色,即:经验概括的准确性,所用材料的翔实性,撰写人员的权威性,研究视角的独性,研究成果的前沿性,对于实践的启发性以及出版发行的及时性等等。     

我国专利权权利用尽原则的理论体系

权利用尽原则是立法者在平衡知识产权人特权或专有权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的。作为对权利人行使特权的限制,该原则首先由美国司法机关提出,随后得到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援引。我国专利法对此也进行了立法确认。但由于我国对该问题缺乏足够的研讨,迄今为止,对该原则的基点仍认识不清,混淆了产品所有权和发明专利权的区别,以至于原则适用的对象发生了错位,权利用尽时间的认定和专利权人的心理动态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误解。为弥补我国专利法这方面的不足,对该原则进行重新研究成为必要,对专利法条文的修改也日益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