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刑事法律思想初探

董必武独特的经历使其刑法思想具有极为深刻的内涵和长久的生命力。董必武认为 ,治国应靠法制 ,党要重视立法工作 ,以依法办事代替运动治国 ,这些观点构成了他的刑事立法思想。在刑事司法方面 ,董必武认为应重视刑事司法的程序 ,反对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 ,坚持依法办事 ,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决。     

企业促进就业社会责任立法研究

促进就业是当前我们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承担促进就业的社会责任既是企业的道德义务,又是企业的法律义务,它主要体现在企业促进公平就业、促进雇员培训、促进就业稳定和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责任等方面。我国应当加强企业促进就业责任的立法工作,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相关社会责任。     

我国民诉法中发回重审制度的缺陷与立法完善

发回重审是上级人民法院处理案件的方式之一,该制度蕴涵了程序保障、权益保护和监督制约等功能。当前,我国民诉法中的发回重审制度存在的弊端已影响其功能的发挥。为完善该制度,一是要建立发回重审与指定改变管辖并存的制度;二是取消“可能影响正确判决、裁定”这一条件,规定只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才发回重审;三是取消实体处理有问题可以发回重审这一规定。     

宋格初探

宋初,编敕为最主要、最经常的立法形式,格的地位及作用明显衰微。神宗元丰以后,对格的编订又明显增加,其编纂体例等也有变化。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神宗对编敕、令、格、式的性质作重新界定,使格的性质发生显著变化:格完全行政法化,成为令的实施细则。格的性质的变化,其内在原因是编敕的刑法化。由于宋格成为令的实施细则,原为令的实施细则及公文程式的式则成为纯粹的公文程式。由于编敕、格性质及立法功能的变化,使得宋朝的立法模式也发生变化,即由宋初主要通过编敕进行立法的模式,变成对敕、令、格、式统一编订的立法模式。     

经济法立法权初探

经济法立法权具有主体的多元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行使中有较强的政策性取向等特征。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经济法立法权分为明示的经济法立法权和默示的经济法立法权,中央经济法立法权和地方经济法立法权,以及职权经济法立法权和授权经济法立法权。     

论外资国民待遇标准与中国外资立法政策的调适

随着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趋势的日益增强 ,外资国民待遇标准的处延有逐步拓展、并在形式上有专门多边条约调整的趋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过分依赖给予外资优惠的立法政策已显现出负面影响 ,为因应国际投资自由化和我国经济转型的需要 ,我国的外资立法应采取以维护内外资公平竞争环境为价值取向的政策。     

影响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若干问题之探析

罪刑法定原则纳入我国刑法典,具有划时代意义。但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在我国仍任重而道远。不能正确解读该原则,在观念上存在误区;刑法规则的模糊性与欠合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要求;实践中相关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     

构建我国立法效果评估制度

我国的立法机关注重立法前的调研和论证,对立法后的实际效果缺乏有效的评估论证,某些法律法规部分被执行或落实的不彻底的现象严重存在,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效果评估制度.     

进城务工女性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以新《妇女权益保障法》为视角

《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一部以妇女为主体,以全面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法,本文以其为视角,探讨分析进城务工女性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环境进行深层的剖析,分析产生的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共同侵权与共同犯罪的界限——从价值、目的到法律责任

共同侵权与共同犯罪分别属于侵权法与刑法中的两项不同制度。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个案的复杂性、个人主观认识的差异性以及共同侵权与共同犯罪各自领域内理论学说的纷争,致使两者间的界限模糊。从价值取向、立法目的和法律责任方面探讨共同侵权与共同犯罪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