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法监督的价值

本文首先对立法监督的内涵进行了介绍，在对相关学说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对立法监督的对象和内容进行了总结；其次主要探讨了立法监督的价值，从法治、法律移植、立法质量三个角度剖析了立法监督的价值；最后指明了重视立法监督制度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关于金融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我国金融犯罪分类在理论上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对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展开的,在明晰金融诈骗犯罪立法沿革背景下,基于对犯罪客体概念的重申和犯罪客体的犯罪化与犯罪分类机能的认知,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独立设节虽然能突出国家对该类犯罪的重视,但是违背了我国以同类客体作为《刑法》分则章节设置的标准。从实然的法规范和应然的法体系视角来看,应将其纳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从应然的目的性视角来审视,未来《刑法》进行补正解释或将其纳入《财产犯罪》一章也许更具正当性与合理性,也是对我国国权主义刑法向民权主义刑法转变的有力回应。     

妨害清算罪之立法反思与完善——以我国现行公司、企业清算制度为背景

随着新《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我国公司、企业清算制度的法律框架基本形成,对清算人②、清算义务人③等相关主体违法清算或怠于清算的民事和行政责任追究机制亦逐步完善。然而在刑法规制层面上,则仅有妨害清算罪这一罪名,并且由于其立法之内在缺陷,未能完全反映当前公司、企业清算制度在刑法上的要求。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从行为方式、时间要素、犯罪主体等构成要件方面入手,完善妨害清算罪立法,以期实现对公司、企业清算制度及债权人利益的全面刑法保护。     

把握丰富内涵 指导工会维权——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的体会

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是工会贯彻科学发展观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旨是发展。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关系当事人根本利益一致,工会维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工会维权追求的是劳动关系当事人互利共赢,以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和第八条之研讨

从刑事立法的演化进程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四条是从贪污贿赂罪中逐渐剥离而分立出来的,实践中将其统称为商业贿赂罪的做法不够严谨科学。《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和第八条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四条的受贿主体由原来的“公司企业人员”扩展至“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为打击既非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也非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受贿赂行为及对之行贿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其罪名可确定为“非公务人员受贿罪”与“对非公务人员行贿罪”。司法适用中也应注意修正案的时间效力及法条援引方法。     

婚姻家庭法中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的原则,是保护儿童权利的根本准则。它确立了一个重要理念,即涉及儿童的所有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婚姻家庭法中如何体现该原则,现行法律存在较多疏漏,尤其在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和探视权的行使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我国诱惑侦查之现状及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设置圈套或诱饵,暗示或诱使侦查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形式,因其成功侦破特殊类型的犯罪案件的高效性而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但这一侦查手段在实践运用中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可借鉴国外的法理和实践,从侦查目的、侦查模式及法治化要求的角度对诱惑侦查全面分析,并对其有效规范和制约,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规避其危险性。     

论持有型犯罪的罪过形式

本文把持有型犯罪分为“拒不说明”型和单纯持有型两种 ,并指出单纯持有型犯罪的罪过设置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的缺陷 :由于罪过设置不明朗 ,容易使人把单纯持有型犯罪作为无罪过形式的犯罪来对待 ,以致有悖于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定罪原则使司法运作陷入尴尬境地。因此作者建议 :立法上对于单纯持有型犯罪的罪过设计可参照拒不说明型犯罪的规定完善之。     

征地补偿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的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也已经开始加速。城镇化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征地问题。然而,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却得不到相应合理的补偿,自身合法利益经常遭受侵害。文章在研究现阶段征地补偿的现状基础上,从法律视角分析了征地补偿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基础：从成本收益分析到合作收益分析

现代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假设,将每个人(组织)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并基于此建立了经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公共管理理论则将人看成是一个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个体和利益相关者,存在着个体间的公共利益,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并提升公共利益。基于合作博弈分析,公共管理应建立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以通过人类的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