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查办职务犯罪“窝串案”中深挖线索的策略

无论是初步的线索还是单一的、零星的线索，对于查办职务犯罪“窝串案”都可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侦查人员要确立深挖线索的侦查意识，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正确把握深挖的途径和环节，善于从线索中深挖线索。     

城市中学生消费中的性别社会化研究——以广州市某中学60名学生的个案研究为例

本文运用民族志观察和个案研究方法,从消费视角探索了城市中学生的性别社会化过程。研究发现,城市中学生消费具有显著的男女性别差异和性别成熟程度方面的特征;其性别社会化的形成机制是从媒体学习到消费体验继而在群体中相互传递,并以20-30岁单身同性的行为模式为学习目标,继而可能引发代际冲突与群体分隔。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不但有助于克服中学生性别社会化研究的薄弱性,而且能够矫正国内中学生消费研究中的部分误导性解释。     

毒品案件中控制下交付情报决策的博弈论分析

控制下交付是为了侦破毒品案件、打击毒品犯罪而提出的一项行之有效的侦查措施。在控制下交付的实施过程中，公安机关和贩毒集团各自根据当时的情形进行决策，彼此的决策又相互影响，符合博弈的基本模式。可以用博弈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公安机关通过对这一过程的量化分析，计算出各方的损失和收益，从而将控制下交付的风险降至最低，对控制下交付的情报决策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浅谈公安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法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逐步完善，社会对高水平高素质的公安干警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提高公安教育的教学水平是培养高素质公安干警的主要措施。案例教学法已成为推进公安教育、培养高水平的应用型公安人才的重要途径。案例教学法具有趣味性、启发性、实践性等特点，案例教学法可以采用案例探讨、观摩演示、“模拟法庭”等模式。     

普通毒品犯罪案件中的诱惑侦查行为

毒品犯罪案件中的诱惑侦查是一门对抗技术,发生在侦查人员和毒品犯罪分子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此,诱惑侦查的运用必须跟上毒品犯罪集团、职业型贩毒分子具体犯罪的新变化和新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保障权之可诉性透视——基于《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2010）的文本分析

国家义务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的法定义务。探讨社会保障权的可诉性,对全面把握和评判社会保障权之国家义务履行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以《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2010）为参照系,当前中国对社会保障权的维护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权之工伤保险领域,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国家的尊重和保护义务。在明显具有给付性质或特征的社会保险权之养老保险、社会救助权、社会福利权等领域,国家对其法定义务的履行还任重而道远。在工伤认定案件中,法院对劳动者权利诉求的支持;以及在社会优抚权案件中,法院对《行政诉讼法》的扩张性解释,这些人性化举措都将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三部门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受理标准问题研究

第三部门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行政复议的受理标准问题,即第三部门从事的哪些活动可以被认定为是行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行为,从而可以纳入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考察英美法院认定哪些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的经验,以公共权力的行使和基本权利的保障作为主线,以权利的救济和保障作为宗旨,研究针对第三部门行政复议的受理标准,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风险最糟糕情景认知模式及行政法制之改革

以行为决策学关于风险认知的两种模式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阐述了政府官员（公众）对风险最糟糕情景的判断过程,从个体情感角度揭示其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的原因;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的易（非易）得性启示及概率忽视的原理,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官员（公众）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的机理。从行政法角度而言,政府对风险的最糟糕情景反应不足或过度反应都是不具有合法性的行政行为。为确保政府科学管理风险最糟糕情景,行政法需要进行制度变革。这些改革措施包括：组建风险最糟糕情景模拟实验室,定期公布模拟结果;建立并更新风险最糟糕情景信息超级数据库,以及确定相应的预警标准;成立超级风险规制机构以及设计更为精致和灵敏的分析性工具。     

论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优势

案例指导制度不同于“判例”，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案例指导制度本身蕴含的独特价值优势弥补了制定法和司法解释的不足，是案例指导制度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而其作为工具的外在价值的实现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检察机关案件管理工作研究

案件管理部门的职能主要有管理、监督、服务、参谋。实践中，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职能的发挥遇到一些障碍：案件管理的规范化、系统化水平不高；案件管理的监督职能定位有误区，监督权的范围不明晰，行使方式不合理；案件管理的决策参谋职能没能充分发挥。因此，检察机关案件管理工作的完善路径应当围绕着如何破除这些制约因素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