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istance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Interaction: For and Against Memory in Poland, Israel–Palestin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paper, I present an analysis of Adam Michnik’s notion of “Amnesty without Amnesia”. His was a wise political judgment presented at a critical moment in the struggle to constitute a democratic polity in Poland. Mine is an appreciation of his political position, along with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that highlights the empirical difficulties of its realization in practical action. I will show how at critical moments of social change creative political action works to erase memories of the relevant past, which act as a repressive force, while “re-remembering” (to use Toni Morrison’s formulation). Three cases will be compared, Michnik’s, after the fall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east central Europe, and cases drawn from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campaign. A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Cerisy, France, Summer, 2008.     

从科索沃战争看冷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

科索沃战争作为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大步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内容与实质。这场战争初步暴露了冷战后美国“塑造、反应、准备”新军事战略的主要矛盾。“新干涉主义”则已成为推行其全球战略的一种新形式。     

鸦片战争前后的汉奸问题初探

汉奸问题曾一度成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从受外国侵略者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不同行径看,鸦片战争前后的汉奸大致可分成五类即转卖鸦片者、接济逆夷者、煽惑百姓者、充作内应者、贿夷乞降者。清政府对汉奸的防范措施主要有加强对出海民船的管理;严格军队营门管理,实行暗号制度;加大暗查力度等。清政府对汉奸的处置措施主要有就地正法;递回原籍,责令地方官严加管束;“化奸为良”等。     

决策者到底如何归因?——一项基于美国外交档案的研究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在沪日侨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决策--以1935年至1936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为个案

公用事业价格议定是近代市政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否充分参与其中，是衡量市民权是否充分伸张的指标之一。1935至1936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中，在沪日侨通过用户代表请愿、工部局日籍董事力争、纳税人提案和日籍电话专家介入调查等方式，对租界市政决策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和行政阻力，影响了电话价格厘定。公共租界相关议政和决策机制的存在，使日侨民意表达渠道保持了相对畅通，近代日本在上海全面干预的总方针也无疑促成了日侨在租界电话价格议定过程中的发言权。     

比较与借鉴: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欧洲国家在适用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方面有着比较成熟的做法,为了保障被追诉人此项特权的有效性,具体从如下三点着手:其一,将此特权的适用领域拓展至行政法领域。其二,对秘侦措施中的隐秘探话进行必要的限制。其三,对刑事扣押对象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也确立了此项特权,但与之相关的立法存在冲突,有关的配套制度付之阙如,严重影响了被追诉人此项特权的有效性,需要借鉴欧洲人权法院的做法予以完善。     

甲午启示录——朝鲜半岛篇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在摆脱与清王朝之间藩属关系的同时又陷入了日本侵略势力的魔掌。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朝鲜终于挣脱了日本的殖民枷锁,获得了独立自主。然而,1954年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无果而终,无情地宣告朝鲜半岛又进入了南北分治时代。当新的甲午年来临之际,回顾前两个甲午年朝鲜半岛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将会为我们客观认识和妥善处理当前朝鲜半岛问题,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论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

自2009年鸠山政权执政以来,日本开启了民主党执政的新时代。鸠山内阁大幅调整日本对外政策,奉行＂友爱＂外交理念,推动中日关系一度回暖。但是其继任者菅直人首相上任后,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因素,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尤其是在中日钓鱼岛撞船风波以后,日本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导致中日关系跌到历史低点。日本对华外交态度的转变不仅对中日两国,更对整个东北亚安全局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论军职罪的立法模式

将军职罪纳入刑法典的做法,宏观上无视军民分治的社会事实及军事刑法的价值取向,微观上会带来一系列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为了落实军事专业主义的要求,迎合世界范围内军职罪立法的潮流,更好地展开军职罪的立法内容,在不影响刑法典内容完整的前提下,军职罪宜采取单独立法的模式。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控对策的反思与调整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开展了三次全国性的专项斗争，但是一味地强调从重从快惩治黑社会犯罪分子，而没有其他的衔接性预防措施，从长远来看并非治理良策。因此，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黑社会犯罪的发展规律，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治对策上应坚持“四个结合”的策略，并加强标本对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