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视角下“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接

中俄所提出的两大倡议分别代表了各自在国际制度竞争有所加剧背景下的本国利益需求。二者都以拓宽欧亚经济合作渠道为首要目标,但是它们在原则、方向、手段等方面的差异是相互关系的不利因素。为了协调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俄确定对接两大倡议。一方面,中俄两国希望通过制度合作制衡美国霸权;另一方面,中俄在欧亚地区的一致性和冲突性并存,双方需要一个协调关系的制度框架。中俄两国既有以制度合作在国际体系层面应对美国压力的意图,也希望在地区范围内协调彼此关系。两大倡议的对接将增强国际社会新兴力量在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同时也能化解中俄双方潜在的矛盾,推动欧亚区域合作的进程。     

和平发展时期“两岸政治关系”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探讨

和平发展时期“两岸政治关系”理论内涵包括两岸之间政治对立、政治互动、政治互信、政治定位与政治合作等，这五方面关系总体上是逐步递进关系，如在存在政治对立情况下开启政治互动，通过政治互动增进政治互信，并在此基础上面对与处理政治定位，最后开启政治合作；同时这五方面也存在彼此促进、互为条件关系，如在政治互信基础上开展良性政治互动，反过来会增进政治互信；如果政治定位能得到妥善处理，政治互动会更顺畅，政治互信会更强化，政治合作也能深入开展。“合情合理安排”“两岸政治关系”路径包括双方协商、平等协商、务实协商与公权力协商。     

同盟关系变化对韩朝关系的影响

朝鲜半岛分裂伊始,南北双方就陷入了安全困境,不得不追求一种依存性的安全保障,即借助与大国结盟来取得军事优势。在有关朝鲜半岛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中都有美国的参与,形成美日支持韩国、中苏支持朝鲜的二元对立格局。纵观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发展,同盟的作用力,既可以有力地促进半岛的和平进程,也可以阻碍、中断半岛的和平进程,甚至让半岛继续长期处于分裂的对峙状态。     

越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南海局势

越裔美国人对所在国美国、母国越南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近年来更是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对越美两国关系，尤其是日益突出的南海问题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为南海争端增添了复杂因素。本文对越裔美国人民族主义在南海问题中的兴起、影响及原因进行分析，认为越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对南海局势的影响具有局限性，但我国政府需要防范越裔美国人中的反华势力与越南国内反华势力合流，激化南海局势，影响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     

试析两岸关系中的“治权”概念

目前“治权”概念具有模糊性。它是政府的统治权力，既不同于自治权，亦不同于管辖权。在一个主权之下，是否可以存在多个治权，既缺乏充分的理论论证，也没有充足的国际实践作为支撑。对于台湾当局“互不否认治权”的提法，大陆宜慎重处置。     

韩中建交二十周年及今后韩国对华政策的方向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韩中关系进行评估。自从1992年正式建交以来,韩中关系实现了全方位的发展,两国关系总体来说前景是乐观的。然而,在某些方面,如果缺少系统的管理,两国关系将会遇到难关。韩中两国尽管建立了重视对方的"战略关系",却也同时表现出了看待对方的认知差距和对彼此作用期待的差距。如果搁置这些差距,就会存在形成某种构架的危险。构架一旦形成,要想解决它就必须花费大量的机会成本。由此,缩小彼此间的认知差距和期待差距将是未来韩中关系发展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为此,本文提出了五个目标(共进、三赢、复合性思考、关于韩中关系的民间协商、加强反思对话)和三个方向(中庸的安保本体性、谨慎外交、平衡安保)。     

明清之际中越关系的演变与抉择

明清更替之际,安南王国作为中国传统的藩属国,面对新朝与旧朝残余分治的局面,其主政的中兴黎朝先是出于恢复"王爵"的要求,与南明政权频繁互动,互相支持。后因南明衰败无望,清朝实际控制了全国局势,加之在其国内对手武氏、莫氏割据政权先后归顺清朝,并获得了封号,中兴黎朝为了确保其于安南国内统治的正当性,无奈地归顺清朝。     

中国古代分裂格局中的“统一性规范”——以宋、明两朝历史为例

本研究试图借鉴国际关系研究中对规范结构的关注,从社会学角度和体系层次来理解国家的战略行为。行为体间的规范结构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因此,对战略文化的研究不能代替对"统一性规范"的研究。统一性规范兼具管制性与建构性效用,并使分裂格局中各分立政权进行"正统"身份的建构,使之保持争取国家统一的进攻性行为。基于以上视角,本文选取宋、明两朝的历史来验证统一性规范两种效用的存在。本研究对于解释当代中国的战略逻辑有一定意义,有助于澄清西方学界和政界对当代中国战略行为的误解,有利于我们论证当代中国与周边政权建立和平关系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契约、身份与劳动关系变迁——国企改制以来的国家与工人阶级

国有企业改制以来的劳动关系通常被表述为行政化向契约化的转变。本文的讨论则以身份和契约作为核心变量，以二者自身内涵的变化以及在国企改制前后结合形式的差异为主线。典型单位体制下，劳动关系的行政化不过是国家与工人阶级社会契约的外在形式，它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单位身份。国企改制是将劳动关系商品化的过程，而劳动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商品，是因为契约关系发生了变化。它分为两部分：国家与工人阶级的契约表现为调控性的政策和法律；工人和企业的契约表现为市场劳动合同。而工人的单位身份则转化为公民身份，它是现代契约的基础。这一身份的转换表明我国开始以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构建社会。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开发问题为例

本文论述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的开发既有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安全,但又会引发利益冲突,这一问题的安全化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安全化是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以达成妥协的过程,也是一种合作安全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安全化,在横向关系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彼此间展开利益的讨价还价而逐渐达成妥协与合作;在纵向关系上,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权益得到国家的关注。但本文也同时指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水资源开发争端最终走向去安全化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它与安全化过程构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