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汉籍《往津日记》及其史料价值评介

《往津日记》是关于越南阮朝特使阮述第二次使华经历的记录,是越南汉籍中保存并流传至今的仅有的几种＂燕行记＂之一。该日记的孤本由法国戴密微教授于1939年左右在越南河内首度发现,后经陈荆和教授整理,于198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正式出版。《往津日记》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可以为近代中越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深入研究轮船招商局提供新的史料依据,为中越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资料等,这种价值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     

国内关于澳大利亚与日本关系的研究述论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日益重视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方面的研究，对澳大利亚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研究起步晚、层次低、研究领域狭窄、科研队伍不强等问题。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澳大利亚与日本关系的研究进行回顾和评析，并提出了加强相关研究的建议。     

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前瞻

1978年到2008年三十年以来，我国农村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关系（主要是城乡关系）三个层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中国改革看农村，农村改革看山东。山东省30年来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是政策稳健，连续性强；嫁接结合，善于创新；落实扎实．重视县城等等。在山东农村改革中，农业良种工程、农业产业化、农业国际化和注重县域经济四大亮点是举国公认，最令人信服的。30年改革成绩巨大，但也存在人多地少、效益递减和农民在激发农业发展新动力中诱发农业发展新矛盾等隐优。为更好地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以农民增收为目标，面向农村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以提高农业效益为目标。引导加快土地流转；以选好配好基层领导班子为目标，引导和加快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等等，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从新加坡经验看我国公安机关的警察公共关系建设

新加坡警察部队高度重视警察公共关系建设,不仅使警队备受社会公众的尊敬和爱戴,而且也增强了警务保障能力,使新加坡成为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我国对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尚未设立专职警察公共关系部门,没有配套制度,警察公共关系建设创新能力不强,形式单一,没有形成长效机制。为此,要转变观念,正确认识警察公共关系;要设立专职部门,保证人员配置,实现公共关系工作制度化,建立长效机制;此外还要注意发挥代表性广泛的社会团体的作用。     

如何分析中日矛盾

无论中日关系是好是坏,都贯穿着矛盾。整个中日关系是矛盾与协调、斗争与合作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中日矛盾”与“中日友好”的对立统一关系。发展滞后、甚至时而倒退的中日政治关系与两国、两国人民发展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之间的矛盾是中日关系的基本矛盾。近几年来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中日之间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但是,主要矛盾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与此同时,中日矛盾又与两国各自的国内矛盾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对中日矛盾需要严格区分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对不同质的矛盾以不同质的斗争形式来解决,注意避免不必要地激化矛盾而被极度希望将中日矛盾推向对抗性矛盾的日本右翼所利用。     

依靠和促进政府干预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政府在劳动关系调节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建立劳资自治制度的基本前提,政府应通过立法干预、决策干预、制度干预和行政干预,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提供法律保障、政策保障、机制保障和权力保障。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

中国引进介绍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有中国的角度和中国的视野,只有两个方面的结合,才能做好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中国外交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历史的研究方面,有必要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思想与实践;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有必要挖掘中国思想家们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中,许多问题也有必要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的视野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机动车牌照拍卖行为的合法性认识——解读《行政许可法》第12、53条的相关规定

机动车牌照授予行为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条是对车辆牌照取得所作的一般性规定,即一般情况下机动车牌照不允许拍卖。但是当机动车牌照构成“有限公共资源”时,《行政许可法》第53条第1项即成为特别规定,应优先适用。而“有限公共资源”的判断标准,是“公共性”与“供需比例关系失衡”。因此当公共交通资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通过拍卖的方式授予机动车牌照是合法的。     

集体协商机制中工会法律地位的再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协商劳动关系中，工会应当证明自己确实可以代表员工的利益和愿望。并且其法律主体地位应该具有实然法意义上的严格界定——这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要求，更是实践意义上的需求。因此需要我们对集体协商劳动关系中工会组织的法律地位有一个正确和适当的认识：在最大限度雏护劳动者利益的同时，确立工会正当的法律地位和充分的独立自治权，以保证集体协商机制能兼顾公正和效率，得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Taiwan and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Taking into account recently published evidence on Taiwan'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fficial and secret contacts between Moscow and Taipei from 1949 to 1988. It argues that despite some consideration given to a possible cooperation, Cold War hostility suited Taiwan and the Soviet Union more than collaboration. Taipei resorted to the ‘Soviet card’ in the 1970s to hinder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but never abandoned anti-Sovietism as the foundation of its diplomacy. The Soviet Union, for its part, prioritized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avoided rapprochement with the ROC, which could have only further strained ties with the PRC and accelera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Sino–US united front against Mosc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