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张力

中国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化的启动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运作要求相结合而显现出极大张力;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张扬民族文化个性,而且要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中,追求民族特质文化的魅力.     

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

邓小平创立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由传统形态向当代形态的重大转变。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准则体现了建立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自觉。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方位、首要任务、内在动力和科学内涵则在很大程度上分别为当代社会主义提供了现实基础、核心内容、发展模式和根本目标。     

我国公民非法出入境的形态、特征及防治

非法出入境的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声誉和国际形象,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危害。目前对非法出入境的治理认识不足,基础工作薄弱,预防打击不力,各有关部门权责不明,尚未形成有效合力。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治理机制,加强内外合作,有效治理和打击非法出入境犯罪活动。     

广西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犯罪规律特点和侦防对策

现阶段广西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犯罪活动愈演愈烈 ,发案逐年上升 ,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然而 ,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犯罪活动的隐蔽性 ,使侦察工作增加了极大的困难。不断地完善打击防范对策是公安机关的迫切要求。     

反向传播神经网络用于牛黄解毒片的质量评价研究

目的：研究中成药牛黄解毒片的质量评价方法。方法：应用反向传播神经网络（ＢＰ神经网络）模型。结果：该分类结果与其它经典方法一致,识别准确率为１００％。结论：该方法具有较强的容错能力和较快的识别速度,简单易行,便于大规模的数据处理,也可用其它中成药的质量评价。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真实命题及中国语境

大学治理结构的真实命题包括多重涵义: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的治理需要,建构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大学自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办学利益主体,其"组织剩余"是由社会利益来决定的公共价值,每一种利益相关者都不应单独地对大学行使控制权;大学治理结构是比管理结构更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联系,实现社会价值平衡。大学治理结构的中国语境是:办学体制的变化为政府与高校建立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管理体制的变化使大学决策责任骤然加重、决策权处于高度集中状态,风险也随之出现;办学经费筹资结构的变化表明大学的社会基础日益广泛化,其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属性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我国大学已跨越前治理时期,但向治理阶段迈进必须依靠上层政治权威的推动,才可能突破"制度锁定状态",破解历史性难题。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是共生理论与系统理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全新框架体系,可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分析范式和理论依据。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个大系统中的共生体,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构建命运共同体。国际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即对立的统一。全球体系内部与中国周边体系内部的互相依赖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相互依存是指相互依存的双方都从关系中受益,而消极的相互依存是指任何一方对相互依存关系的破坏都可能给另一方甚至双方带来损失。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共生体系高级阶段的目标。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中国周边体系以实现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应成为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三个关键要素。我们应以此来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建立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     

面对中国的法学

本文通过对 2 0 0 3年所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和刘涌案的反思 ,指出中国的法律人必须重新在中国的环境中理解法律 ,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时空中来理解中国的法律问题 ,要更多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和视角 ,审视包括法律人自身的一切。     

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

宪法学究其根本是为了适用宪法而对宪法文本进行解释的宪法释义学。但是,由于宪法文本的不确定性,在宪法解释中纳入政治的考量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同样的宪法条款,在不同的政治理论引导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结果。考察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是一种社会科学对法学的逻辑自足的祛魅,是有价值的。但是,随意选择作为宪法解释“背景规范”的政治理论,会导致解释的恣意,损害法的安定性价值。所以,必须根植于本国的制宪历史、规范环境和宪法文本去容纳政治理论论证这种“外部论证”,消解其对宪法解释确定性的损害。     

“怪圈”启示录——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

我国经历的数次机构改革始终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中徘徊。作者在总结“怪圈”形成的原因和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具有不可逆转性;改革实践由于各种利益严重冲突、各类矛盾相互交织而具有了艰巨性;改革的过程由于缺乏法制规范而具有了随意性和不彻底性。据此,作者得出结论,走出政府机构改革的“怪圈”,必须依靠法制的强制力和规范的程序,将政治体制改革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来,实行依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