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计算机犯罪取证与反取证

计算机犯罪取证主要围绕证据的获取和证据的分析。主要过程包括保护和勘查现场、获取物理数据、分析数据、追踪源头、提交结果等。计算机反取证就是删除或者隐藏入侵证据,使取证工作无效。反取证技术主要有数据擦除、数据隐藏等,数据擦除是最有效的反取证方法。从取证与反取证两方面分析计算机犯罪的特征,研究反取证技术的根源,可有效地保护国家信息网络安全,打击犯罪。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真实命题及中国语境

大学治理结构的真实命题包括多重涵义: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的治理需要,建构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大学自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办学利益主体,其"组织剩余"是由社会利益来决定的公共价值,每一种利益相关者都不应单独地对大学行使控制权;大学治理结构是比管理结构更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联系,实现社会价值平衡。大学治理结构的中国语境是:办学体制的变化为政府与高校建立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管理体制的变化使大学决策责任骤然加重、决策权处于高度集中状态,风险也随之出现;办学经费筹资结构的变化表明大学的社会基础日益广泛化,其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属性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我国大学已跨越前治理时期,但向治理阶段迈进必须依靠上层政治权威的推动,才可能突破"制度锁定状态",破解历史性难题。     

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特征和价值

构建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新样态、新概念、新范畴、新范式,理应成为一个严谨的学科概念、学术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本质特征、独特标志、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表达体系、思想阐释体系、价值引领体系,具有鲜明的价值观表达、阐释、整合、传承价值。     

我国公民非法出入境的形态、特征及防治

非法出入境的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声誉和国际形象,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危害。目前对非法出入境的治理认识不足,基础工作薄弱,预防打击不力,各有关部门权责不明,尚未形成有效合力。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治理机制,加强内外合作,有效治理和打击非法出入境犯罪活动。     

邓小平民族思想要旨四论

民族问题无小事。当今世界一些多民族国家因民族问题而导致民族纠纷、冲突不断,乃至国家解体,造成了深重灾难。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当代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如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加速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实现全民族共同进步、发展和繁荣的问题,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本文从民族平等论、民族团结论、民族区域自治论和民族发展论四个方面,把握和阐发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当代价值。     

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

邓小平创立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由传统形态向当代形态的重大转变。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准则体现了建立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自觉。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方位、首要任务、内在动力和科学内涵则在很大程度上分别为当代社会主义提供了现实基础、核心内容、发展模式和根本目标。     

WTO对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与中国反垄断法的完善

GATT/WTO多边贸易规则弱化了政府管理、干预贸易与投资的权力,推动了跨国公司的发展与壮大。但跨国公司实施的固定价格、数量与分割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限制竞争的行为,不仅对东道国的经济秩序与消费者利益有消极影响,而且会形成新的市场准入壁垒,损害各方通过WTO谈判而取得的市场准入的期待利益。各方利益冲突致使短期内WTO不可能形成统一、有效的竞争规则。中国应密切关注WTO框架内竞争规则的讨论,力求制订符合国际发展潮流的竞争规则。针对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的形式与特点,中国在反垄断立法、执法中应建立完善的价格预警机制、并购报批程序、区别措施、宽大政策、国际合作机制等。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Israel's Counter-Terrorism Policy: How Effective?

The percentage of Israelis killed by terrorism is higher than in any other democrac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threats Israel has faced, the impact terrorism has had on Israel, and the 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Israel has adopted. Terrorism has had a decisive effect on Israeli elections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 but not the economy. Israeli counter-terrorism has often been conducted without a coherent overall policy, has failed to reflect and conflicted with broader objectives, and has greatly undermined Israel'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nversely, it has enabled Israel to live in relative security and thrive, and provided its leaders with the latitude to pursue various policies, including peace, should they wish to do so.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