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公务员权利义务比较研究

公务员权利义务规范是公务员制度的核心内容。中日两国公务员制度在公务员权利及保障 ,公务员义务及责任等方面具有某种同构性 ,但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同构性导源于规范对象的同一性 ,差异性则根植于政治制度和法制状况的区别性。     

民法理论在知识产权中的运用

知识产权属于私权性质的民事权利 ,与物权、债权、人身权既存在共性 ,也存在个性。从其共性入手 ,进而再探究其个性 ,以取得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全面认识。研究知识产权 ,应当以民法原则、理论为基础 ;基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 ,传统民法理论和制度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知识产权 ,因此 ,还要适用特殊的理论和制度体系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知识产权法采取民事法律制度下制定知识产权单行法的立法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     

现今中国民法典编纂借鉴德国民法典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包括大陆、台湾和澳门的法制实际都是在借鉴和继受大陆法系法制,特别是德国法制的基础上建立的。无论从法律传统还是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民事立法及将来的法典编纂没有特别的理由偏离这一既定取向。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具体规则和制度上借鉴吸收英美法系法制内容,以补充和完善整体法制。在此过程中,有两个基本而重要的制度及其理论直接涉及德国法制,即：民商分立和物权抽象原则。根据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以及对民商法特征的分析,我国未来的民法典编纂仍应采取民商分立的模式,而且这实际已是一种现实。至于在德国国内始终存在很大争议的物权行为理论或抽象原则,我们则不应完全照搬,而要从中寻取启发,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我们自己的思路,建立一种较容易理解、较接近实际生活和便于操作的物权理论及其相应制度。     

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空间

宪法司法适用不等同于违宪审查或宪法诉讼 ,它所涉及的是普通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案件时能否附带进行违宪审查或直接援引宪法条款来裁决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并不意味着我国宪法没有司法适用的空间。事实上 ,人民法院完全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适用宪法 :对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抽象行为的附带性违宪审查、宪法的民事适用和刑事适用。     

《民法典》中两种“土地经营权”的体系构造

《民法典》规定了两种土地经营权：一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设立的去除身份属性的次级用益物权,另一种是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列但无身份属性的农地用益物权。从设立规则看,两种权利所依据的权利来源虽不同,但都是直接支配农用地的权利。《民法典》没有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的条件,只在第342条规定了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条件,需要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再流转的条件,再流转的限制条件会影响到物权变动的后果。两种土地经营权设定的担保物权均属于抵押权,公示的效力分别为登记对抗和登记生效。     

新农村实践：乡村公民社会的培育及其实际偏失

在应然层面上,新农村的实践一方面是大力培育乡村市场体系,促进乡村私人领域的发育,另一方面是积极孵化乡村公共领域,扶持和促进民间力量的成长;但在现实上却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失,如农民主体的缺位、集体性失语以及国家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单边包揽等。这些缺失,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结构性落差,是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必经环节,预示着新农村建设的最终方向是实现乡村公民社会化。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     

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历史演变和现状评析

我国正在着手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基本原则是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历史演变与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制的变革是一同展开的.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虽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在立法体例、立法技术、基本内容、价值取向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缺陷.在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进行修改的过程中,必须考察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历史演变并对其现状进行恰当的评析.     

民事诉讼中的一部终局判决刍议

一部终局判决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乏判例,但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不明确性,使一些判决结果偏离了立法原意。因此,应该结合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规定,对一部终局判决的概念、适用条件、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剩余部分的处理程序进行深入探讨。     

我国不同级别公务员心理契约的差异性分析

重点研究了我国政府中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务员心理契约问题,主要目的是了解公务员心理契约所包含的要素、不同级别公务员对这些要素的重视程度和建立公务员的心理契约结构模型.在两轮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明确了组织与公务员之间相互期望的各10个要素.利用t统计检验,表明不同级别公务员对期望要素的认识有显著的差别.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建立了公务员心理契约的结构模型,该模型显示组织与公务员之间双向心理契约共包含了8个主要方面.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盈利组织的心理契约与非盈利组织的心理契约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不同级别的公务员对心理契约中的要素重要性认识程度是不同的.我国各级公务员(从科员到厅局级)主要将敬业精神、诚实忠诚、职业前景和公平公正待遇放在心理契约要素的最重要位置上,而物质激励则处于次位.政府中的创新动力主要来自领导层面,而较低级别的公务员创新动力不足.这些研究结果对政府各级组织建立公平、透明的运作机制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为设计相应的激励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最后提出了我国公务员心理契约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