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犯罪中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

我国刑法规定的三种与医疗相关的犯罪中均有“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规定，但是这个术语在各犯罪中意思不明确，表达不确切，内涵不统一，这与立法的统一性要求不一致。从刑法内在的统一性来看，应将该术语理解和表达为刑法上的“重伤”。     

论刑法上的被害人同意能力

被害人的同意能力是被害人同意生效的要件之一，包括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两个要素，在判断上分为事实性和规范性两个层次。同意能力的确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既不能从刑事责任能力中直接推导，也不以民法上的行为能力为必要。在刑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以刑法规定为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能简单照搬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而是应当具体考虑行为人的年龄和心智状况，结合案件发生的具体场景以及被害人支配的具体法益，综合考量加以确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归现实，走向科学

在回归现实中不断创新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非法传销的刑事立法刍议

近年来,非法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损害人民利益。对于严重非法传销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立法的现状显得过于苍白,非法传销行为亟需刑法予以规制。我国在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刑事立法中采用了附属性刑法型和司法解释型,应当科学合理地对非法传销行为进行刑事立法,更好地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发挥刑法的功能和价值作用。     

秩序、正义、自由及其对警察权的制约——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讨论起点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旧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比较而言，在许多制度和理念上都有了不少进步，尤其在限制警察权力方面进步巨大，但是由于其在我国行政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对其具体制度和内容进行理论分析十分必要。本文在对《治安管理处罚法》背后蕴藏和体现的秩序、正义、自由三大立法价值评述的基础上，指出了本法目前仍存在的一些行为内容和具体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和欠缺，希望通过完善其立法理念和制度设计，推动我国行政法理念的转变和人权保护层次的提高，并最终有助于我国法治国家的建立。     

浅议抽象危险犯之危险

抽象危险犯是危险犯的一个重要类型,应区别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之危险应采“一般的危险说”为宜。     

析我国刑法的基本立场

我国两部刑法典都是客观主义性质的刑法典,1997年对1979年《刑法》的修正只是立法技术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刑法基本立场有重大的转变。刑法首先是行为规范,其次才是裁判规范。纯粹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都无法说明我国刑法的基本性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才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立场。法益侵害说存在缺陷,应同时考虑规范违反说才能正确解释刑法规范的性质。     

农民土地权利流转制度研究——兼评《物权法》的用益物权制度

真正物权化的权利不仅要求在静态上可以实现自主支配、排除他人干涉，而且还要求在动态上必须具备自由流转的特性，以实现最大化利用。但我国的农民土地权利因强调身份限制而无法自由流转。虽然《物权法》避重就轻，对农民土地权利仅在体系上进行了整理，具体制度上没有突破，但却为以后的发展预留了通道。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为解决农地上的生产和保障之河的矛盾带来了契机，许可农民土地权利自由流转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青少年对日意识调查报告——中国青少年能够理性看待日本

为了解中国青少年如何认识和看待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青少年对日意识调查”课题组将中国青少年的对日认知程度作为调研对象，于2008年9月下旬至12月上旬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问卷调查。通过此次对日意识调查可以看出，中国青少年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是比较全面的，其主流意识是正确的，地域环境、教育背景、互联网和日本文化对中国青少年的对日认知有一定影响。同时，调查结果也表明，当代中国青少年在不忘历史、正视历史的前提下，能够理性、客观、全面地看待和认识日本。     

论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

确定第三人披露证据的义务可以大大节约诉讼资源,有利于诉讼真实的发现,有利于我国的审判模式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英美法系国家通过证据开示程序要求第三人披露证据;大陆法系国家是通过规定第三人的协助义务予以确认。我国关于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法律规定条款极少且不完善。完善我国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基本思路：坚持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立法原则,把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范围限于文书证据的范畴,请求第三人披露证据的阶段应当限制在举证时效之内,如果第三人违背披露证据的义务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