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媒体的和谐导向

构建和谐社会明确要求新闻媒体必须要树立一种正确的和谐导向。新闻媒体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注重更新民生新闻的表现形态上下功夫，扩大民生新闻的社会影响；加大环保新闻宣传的力度，营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氛围；积极构建健康向上、协同进步的文化体系，以新思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新产业助推大发展大繁荣。     

弘扬中华法律文化,共铸世界法律文明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之一,就是总结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在中华法律文化中,最能体现其特色和亮点的成果,就是一个法学学派即法家、一部著名律典即《唐律疏议》、一个庞大法系即中华法系、一门原创学科即法医学、一部经典判例集即《刑案汇览》、一个法律家群体即律家。正是这些成果,使中华法律文化跻身于古代世界法律文明之林。至近代,这些成果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日渐暗淡,不再辉煌。至当代,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如何将上述成果中的精华分离出来,予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并为铸造当代世界法律文明做出贡献,是当代中国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     

新形势下政治文明建设实现路径的再认识——以落实人民当家做主为重点

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的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对政治文明建设中人民当家做主的实现路径的新思考,在于更好地确立和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警民关系建设的路径缺失与建构——基于政治学的视角

从根本上说,警民关系就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当下,我国警民关系建设形成不了＂积聚＂效应,主要源于以实现权力与权利平衡,以平等、尊重、合作为观念基础,构建和谐、合作警民关系的目标设计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特有路径的缺失。因此,基于政治学的视角,着眼于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现实情形,建构当下我国警民关系建设的特有路径,是非常必要的。     

论资本文明化的内涵、表现及其动力

资本文明化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长期以来,这个思想有意无意地被人所遗忘,或者被资本野蛮面所遮蔽。资本文明化是资本运动的客观结果,其背后包含着正、反两方面的动力作用。重新发掘、研究马克思资本文明化思想,在以资本为原则的全球化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     

浅析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文化主义——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谈起

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是一个文化激荡的时期。伴随着经济和政治冲突的“全球变暖”趋势，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也愈发夺目。文章通过对美国学者赛缪尔·亨延顿的论文《文明的冲突》的回应，论证了在后现代主义的今天，东西方文化关系的主流是对话而非对峙，因而赋予多元文化主义以合理性价值。     

儒家和谐治理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化--从制度文明视角扬弃传统和谐治理观

儒家和谐治理观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东亚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可以为当今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与制度不同构、制度资源太少的根本性缺陷,不能作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问题的现成方案。欲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须重构现代治理观,走出重“政治人”建设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误区,开辟一条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其中又以党和政府的制度改革为重点。对战略策略作出理性化的选择,则是制度变革成败的关键。     

中国法制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

法制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封建法律文化、中国革命中形成的革命法律思想与司法体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计划经济都是法制现代化的障碍。要完成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首先树立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法制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推进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化的法津运行机制,形成以民商法为重心的反映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并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文明,加快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步伐,使法制现代化的变革运动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源动力之一。     

生态文明诉求下的法律制度“绿色化”论纲

以法律形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法律进行革新，向绿色化、生态化变革。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求，适应保护环境的要求。这一变革既为生态文明所诉求，也将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构建法律的生态文明观，其公平观要从代内公平向代际公平嬗变，其效益观要从经济效益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嬗变，其秩序观要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主义嬗变。宪法中需创设环境权，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宪法地位；刑法中重新界定环境犯罪，在惩治危害环境罪的立法中规定举动犯和危险犯；承认自然资源的财产价值和所有权；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各项政策和措施，建设绿色税制；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演进之概观

公民社会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概念内涵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与特点,从古代到当代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演进过程可以概括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公民社会文明观,17-18世纪的公民社会政治观,19世纪初的公民社会经济观,当代的公民社会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