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公平与效率关系理论的批判及反思

不同视角下公平、效率的含义并不一致。讨论公平、效率问题必须设定语境,相应的语境下公平与效率才具有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对立统一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均衡,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主要取决于情势,而不是取决于理论、伦理。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适时建构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的和谐机制。     

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现状分析与顶层设计——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深入理解、系统把握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内涵特点,探索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范式与机制路径,成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实践课题。当前,上海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成效明显,但仍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数据平台分散、推进不均衡、感知度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精细化理念和文化缺失的思想困境、缺位错位越位的治理主体困境、法制与监督不精密的制度困境,以及失衡与薄弱的技术手段困境。上海推进社会精细化治理,要按照“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原则,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上下双向互动、流程驱动、科学决策、过程控制、法治保障”的社会精细化治理新模式,形成“两案三制一体”的治理体系。进一步,要更加注重人本主义,更加重视基层自治,更加关注多元主体诉求,更加彰显文化力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强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本体建设和载体依托,优化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流程和机制。     

区域合作、利益协调与机制设计——基于泛珠三角与东盟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

在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进程中,政府是推动区域合作的组织机制,具有内生动力功能的是市场机制.在泛珠三角和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处于初始阶段的约束条件下,评价和激励机制对象应该主要针对区域合作中的地方政府,如果缺乏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和资源配置规律决定双方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结局可能是差异性发展和掠夺性竞争.促进泛珠三角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必须注意避免无序竞争,扩大区域市场范围,确立利益协调机制与政府规制的边界,从而降低区域交易成本.与此同时,尤其需要制定与实施带有路径依赖性质的制度安排:规则约束机制、信息合作机制、绩效激励机制、利益补偿机制.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policy experiment in Singapore: does the 2011 general election make a difference?

The city-state of Singapore is proactive in harnessing policy experimentation to incubate innovations, transfer knowledge and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s across different public sectors. Given the country’s strong knack for pragmatism,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lessons are usually first tested and adapted in policy experiments before scaling up to nationwide policies. Singapore’s practice of policy experimentation, however, has also demonstrated evolution over tim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volving role of experimentation in Singapore’s policy 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d analyses pilot programmes in public housing to elicit the key attributes and commonalities of its policy experiments. It finds that policy experiment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used after the 2011 general election, which witnessed a radical political rebalancing in Singapore’s governance history. Pilot projects have thus transformed from a utilitarian to citizen-centric, design-thinking approach after 2011. Pilot programmes are used for multiple purposes in policy innovations, among which civil service mentoring, knowledge transfer and cross-boundary collaboration are the values primarily pursued.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findings to the literatur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actitioners.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兴起、演进与启示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自1996年正式形成以来,已历经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2004年的《东盟促进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和2010年的《东盟宪章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三次变化。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因在于东盟区域一体化目标的推动以及“东盟方式”固有的制度缺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动因在于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缺乏操作性以及“规则导向”型争端解决机制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三次变革可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走向、模式选择及修正时机上给中国构建区域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量刑建议研究——以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能为视角

探究量刑建议的制度来源应该从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能来考察，量刑建议性质上属于人民检察院履行公诉职能的一项活动，是人民检察院公诉活动的一项创新机制。同时量刑建议又能对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起到软性制约的作用。检察院在量刑建议的实践中要处理好履行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提出量刑建议与尊重审判权、合法性监督与合理性监督这三方面的关系。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关于量刑建议的一些具体制度还有必要做出一定的调整。     

中国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构成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是政府执行行为维持、运作与演变的内在力量源泉。当今西方公共管理主流理论有关政府行为动力机制的核心理论前提是所谓"自利经济人"假设,政府工作人员一切公务行为的唯一动机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不构成政府执行行为的动机前提。本文实证分析表明,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执行行为已经形成了以"公共性价值取向"价值因子为导向与核心,以"公共性利益因素"、"机关外部动力因素"、"制度因素"等三类政府执行行为影响因素为主要内外影响因子,密切相关、内在稳定的一个主流动力机制功能体系。不过,这一体系并没有完全排斥个体性利益与价值追求。中国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我国高速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研究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存在应急机构不健全、预防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机构联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应健全应急组织机构、完善应急预防机制、健全预警机制和建立健全应急联动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公安机关应对高速公路突发事件的能力。     

罗马法物权冲突及其解决机制探析

物权的冲突与协调是目前引起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罗马法在物权的冲突与协调上有一些原初的规定 ,但欠缺系统和抽象。应重新对这些精辟但略显分散的规定进行体系化整理。整理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对罗马法物权冲突的类型和解决规则进行归纳 ;另一部分是对冲突的解决机制进行整理。通过整理 ,力求发现罗马法对现代物权冲突解决的启发意义。     

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优化的行政生态学研究

国家公务员激励机制优化是激励广大公务员实现共同行政目标的重要保障.但是在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原有的干部激励机制正日趋失去其强大作用,与此同时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新的完善的公务员激励机制,使得公务员的激励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作为公务员制度优化主体在特定行政生态下进行的活动,选择行政生态学作为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优化的方法论工具是极具解释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