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科学研究合作何以可能?——一项定性比较分析

【问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是承载“一带一路”建设科技交流与创新发展使命的重要议题,然而由于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和法律环境尚不健全,甚至部分国家还存在较强的政治风险和文化冲突,这种合作并非易事。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何以成为可能?【方法】本研究从宏观分析视角提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识别了36个沿线国家案例中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及其条件组合。【发现】资源投入与制度环境是影响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重要因素,两者相互耦合共同构成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实现路径。进一步地,本研究依据资源投入与制度环境不同耦合程度,识别出强强联合型、资源主导型、经贸带动型与政治兜底型四种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类型。【贡献】论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弥补了以往研究聚焦于中观和微观层面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分析的局限性,区分了不同伙伴国家与中国开展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各种途径,可以更为准确地解释全球治理背景下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机制,对于中国进一步深入推进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提升合作效果具有积极意义。     

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诉讼机制探析

当前,关于如何认定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实体因素的理论已经相当成熟,而对与之相配套的诉讼机制的探讨并不充分,相关的细化措施也未得到广泛论证。故需要结合特定实体因素的认定,在解决如何防治恶意证券诉讼、证券法律法规是否应明确将公司本身列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怎样计算损失、如何针对内幕交易改造我国的代表人诉讼等问题的基础上,着重构建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诉讼的预防机制、主体认定机制、损失计算机制和实现机制。     

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的诉求与路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战略高度,要求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为此,我们从认识军事司法体制机制的理论着手,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实现强军目标需要军事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指出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的具体路径主要是完善统一领导的军事司法制度,优化军事司法职权配置,改革军事司法监督机制等。     

公共就业政策的变革与驱动机制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深化公共就业政策改革是推动我国公共就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本文在注意力配置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为主要研究材料,通过文本分析和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探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就业政策的变革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顶层设计上越来越重视公共就业问题;公共就业政策变革中经历了双轨制就业政策、市场化就业政策、积极的就业政策以及就业优先战略政策阶段,不同阶段政策措施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经济发展形势、劳动力供给状况和党的执政理念是驱动公共就业政策变革的关键因素。未来中央政府应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公共就业政策创新空间,各级政府在政策改革中应充分考虑党的执政理念、注重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和人口质量红利的开发。     

UDHR and Modern Slavery: Exploring the Challenges of Fulfilling the Universal Promise to End Slavery in All Its Forms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prohibition of slavery set out in article 4 of the 1948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analyses efforts undertaken in the years since to fulfil this commitment. It first addresses the evolution in the prohibition from historic forms of slavery to contemporary forms of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Second,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Modern Slavery Act 2015 and the National Referral Mechanism to appreciate the UK's efforts to implement various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to prohibit slavery, noting that the current focus towards criminalisation and the meagre support offered as victim protec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a sufficiently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wards effective prohibition. Third, areas for reform are identified that could reorient government strategy toward more effective victim protection and support, starting with better identification of victims. And finally, the article argues in favour of actions that seek to prevent modern slavery crimes and abuse, including with a more robust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engages private sector actors to recognise the risks of slavery and exclude forced labour from supply chains.     

公共组织模式的现象学重构

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机构的官僚制度虽然是现代社会在形式方面高度合理的组织模式,却因非人格化的内在特征而持续遭到人们的批评.哲学层面的反思不仅能展现官僚制度重大缺陷的深度,还有助于在不同的根基上建构公共组织的替代性模式.本研究尝试从现象学的进路对公共组织的官僚制模式进行批判和重构.研究发现,匿名性的增长一方面是公共组织个体结...     

参与式预算与政治生态环境的重构——新河公共预算改革的过程和逻辑

新河的参与式预算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从体制外自发生长到体制内有机融洽为过程,以民主理财,完善委托代理机制为主要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基础,以激活人大机制为目的,以重构政治生态环境为指归的独特的文本.通过对其的解读,试图回答公共预算改革为什么会发生在新河;如何使政府的目标函数与公众的偏好相符合;通过什么样的路径缩短委托代理链;新河预算改革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何在;今后的指归是什么.新河的参与式预算是一个基于公众与政府之间和谐理念而设计出来的制度创新,是对传统公众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种变革.通过这样的创新和变革,树立了凡是与公众有关的事情都应让公众知道的思想,提高了预算编制的透明度和参与度,践行了治国的根本.这是一次人大与政府互动关系的良好发端,通过激活人大而对政府实行真正的制衡,是政治生态环境的重构过程,是新河参与式预算的实际意义所在.新河的阳光试验,正在为我国的公共预算改革探路,并为之积累经验,它将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新的起点.     

声誉机制对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激励效应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投资管理地位已经确立,那么它就与其投资管理人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博弈论可知,若企业家只是重视短期利益,不注重其自身的声誉,在短期内可能获得最大化利润,而从中长期看来却不能。若建立有效的投资管理人声誉机制,则可以解决投资管理人个人收益函数与全国社保基金会的利益函数不一致性的问题。在Meyer和Vickers所建立的声誉机制模型的基础上,把声誉机制引入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的个人账户投资领域,进一步研究其对我国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建立了基金投资管理人声誉机制模型,说明了声誉机制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在激励投资管理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为更好地发挥该机制作用提出了几点建议。     

可追溯机制的逻辑与运用——公共治理中的信息、风险与信任要素分析

可追溯机制在食品质量和药品安全的公共治理中逐渐浮出水面,成为2007年流行的治理模式创新.这一机制主要是一个信息记录的体系,包括了生产者、流通者、消费者和政府监管者四方面要素在内.形成了一个产品循环的网络图.这一机制就是要建立全方位的信息跟踪机制,以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为基本栽体,及时追溯每个产品的产地、时间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信息,一旦出现质量和安全问题, 可以及时追溯主要责任人,让该责任人来承担相关责任.该机制的逻辑是以信息、风险和信任三大要素为基础,并根据这三大要素建立起相应的信息风险责任机制.这一机制对地下市场的治理也有着重要作用.     

军事对抗与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未来前景

本文在阐述军事对抗与军事安全互信机制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有益于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创造台海永久和平的新型军事安全战略。这种新型军事安全战略的基本特征是：把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为根本目标,既关注如何赢得战争,也关注如何通过战争赢得和平,还关注如何防止已经建立起来的和平转化为新的战争。以此为标准检视台海各方军事安全战略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军事安全战略实现了战略与政略的高度结合,为军事服从政治、服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台湾、美国坚持“只经不政”、“和而不解”,使其“和平愿望”难以贯彻到军事安全战略层面,是阻碍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建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