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与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辨析与现行立法检讨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在基金法律关系中具有核心地位与绝对权利,是基金法制的中心与重点。依法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是基金管理人的法定形式;但是,基金管理公司须通过核准方可担任基金管理人且基金业务并非基金管理公司的唯一业务,两者不能简单等同。因此,在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法律规制与研究时,应充分考虑其所参加的各类法律关系的特征与需求。但现行基金管理公司的立法与研究并未区分上述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将基金管理公司等同于基金管理人加以规范,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并导致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应当予以准确定位与有效调整。     

现代大陆法系国际私法学人与学说管窥

大陆法系国际私法的理论学说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构建与发展,初步奠定了基本模式。自20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国际私法学说林立,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对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等大陆法系国际私法学人与学说的检视和点评,不仅在国际私法理论研究方面有巨大的学术意义,而且在国际私法实务运作方面也极具实践价值。     

重大体育事件突发性公共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城市重大体育事件是指以租用、借用或者以其他形式临时占用公共场所,面向社会公众举办,单次参加人员在10000人以上的群体性活动,包括体育比赛、体育展览展销以及含有竞技色彩的民俗活动等。在重大体育事件过程中,突发性公共安全危害可分为群体械斗事件、拥挤践踏事故两类。重大体育事件对地方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已成为我国各地政府的共识,但随着规模扩大和场次的增加,其安全保卫难度也随之提高。对重大体育事件安全保障战略和路径设计是: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非营利性组织为联盟的安全保障主体;构建灵活有效的危机安全防范体系;加强公众安全防范教育;注意体育场馆、公共场所的细节设计。     

中国非刑罚化改革的否证性分析

非刑罚化 ,是现代西方国家在推行刑罚制度改革中表现出的较一致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国的刑罚改革不应简单照搬此模式。原因在于非刑罚化理论本身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而且从现实效果来看 ,该模式至今并未得到成功的证实。至少在目前 ,甚或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非刑罚化的犯罪反应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论加强行政道德监督的必要性及其实现途径

当前,加强行政道德监督是促进行政道德建设的需要,是推进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是保证行政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需要,是健全行政监督体系的需要。加强行政道德监督的主要途径有:确立合理的行政伦理道德标准,建立独立的行政道德监督机构,构建完善的行政道德监督机制和推进相关的行政道德监督立法。     

冷战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法律分析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方法,贯彻自愿、中立、非武力等基本原则。冷战后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也引起了不少国家的担忧和非议。当前,联合国的改革与发展已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如何使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制化、规范化已成为摆在联合国及各会员国面前的紧要问题。     

心理契约管理与员工激励

心理契约研究是近年来影响很大的一个组织行为学专题,员工与组织在心理上通过相互影响和讨价还价,建立、并反复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心理契约,它本质上是一种隐含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是决定员工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心理契约管理是员工激励的基础工作和保证,在心理契约管理过程中要注意招聘过程中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建立学习型心理契约及实施科学的职业生涯管理,提高心理契约的对等性,从而提高组织的竞争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十议

本文就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从十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包括党的代表大会的职能、性质和地位、实行代表大会常任制及其相关问题、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代表大会的开法、党章的修改问题等等。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Swiss Cantons: A Contribution to Describing and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Reforms

Most accounts of Swiss federal institutions are unable to explai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is contribution the authors trace change in Cantonal reforms and then use multivariate explanation models to account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s such as New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s. The multivariate analyses used rely on an “event count model” to explain the frequency of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a “binary response model” to explain why Cantons adopt New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s.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policy research as well as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theories can contribute to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