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之研究——以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受阻为例

政策执行是把政府公共政策付诸实践,解决社会问题的活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追求、权力寻租、政策缺陷、监控不力等因素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保证政策顺利实施就需要建立健全政策执行中的权力制约体系、政策制定体系以及监控体系,从而减少政策执行中的"下有对策"行为的发生.     

"零容忍"警务政策与"打早打小"警务政策的比较分析

"零容忍"警务政策是从社会大众平时最为关心和感受最深的轻微违法犯罪入手,严厉打击,不让其有机会转变为重大犯罪,进而控制犯罪率."打早打小"警务政策是当犯罪行为处于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时,就及时予以打击,不让其膨胀成为影响社会治安、影响群众安全感的"肿瘤".使犯罪活动处于可控状态.上海公安机关实施的"打早打小"警务政策借鉴了"零容忍"警务政策及其战略、战术,确保了一方平安,为上海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续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评估——基于土地流转制度背景下的研究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乡城流动、土地流转加速、土地养老功能弱化、农村养老需求增长的严峻局势和新农保试点扩面迅速推进的整体性战略规划,以公共政策评估和政策外部性理论为基础,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服务对象的双重视角评估土地流转制度背景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状况和实施效果,通过对东、中、西部新农保试点地区的实态调查,分别获取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新农保经办机构人员、农村常住居民三类群体共2779份有效问卷,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和通径分析方法,进一步探寻改善政策效果的有效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一定程度存在职能缺位、越位,立法、财政、监管责任缺失等问题,而广大农民未能将土地流转潜在养老保障功能与新农保统筹考量,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可通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增强农民土地流转意识、提升经办机构服务能力、有效整合养老政策等具体对策,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提高新农保参保意愿、改善政策执行与实施效果。     

如何治理“滞胀”

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其中包括"滞胀"风险。"滞胀"的成因包括国际商品市场上原材料价格上涨、经济结构转型成本上升等因素。在我国传统的调控体系中,由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滞胀"可以通过降低工资来应对,但工资上涨恰恰又是诱发我国"滞胀"的原因之一,而且工资上涨将是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常态。因此,如何从供给出发,降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以消除企业成本上升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就成为今后我国设计宏观调控政策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试论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人民群众路线”的必然性

坚持走人民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余年来创造并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来源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坚持走人民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主体和核心力量,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为党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源泉。坚持走人民群众路线是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集中体现。在国情、世情、党情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坚持走人民群众路线是促进科学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有力保证。     

网络民意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作用研究

政策问题是通过公共活动应该得到但却未能得到实现的需要。构建政策问题是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也是整个政策周期的逻辑起点。在前互联网时代政策问题的建构主要是由大众传媒和政策信息子系统来完成的。互联网的普及为广大民众参与构建政策问题提供了便捷。案例研究表明网络民意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作用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感知并扩散问题情境;第二,帮助搜寻政策问题;第三,促进共识,参与政策问题确认;第四,对政策问题描述进行监督,减少虚假信息。     

韩国国会议员社会背景管窥

韩国国会议员的社会背景是其政策决策的社会源流。韩国的内外政策从宏观看存在着左右分野,而从微观看则明显带有个人的影响。韩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社会标签与网络决定了个人的情绪与政策喜好。在对议员社会背景的分析中,性别与血型、血缘与地域、教育经历、职业生涯、特别经历等因素决定了议员本人的活动与价值观,从而决定了政策的基本走向。这些基本的社会背景因素对国会议员的议政活动和议会政治发展产生了种种影响。     

What Makes a Key Player in Interorganizational Social Policy Networks? The Case of Uruguay

ABSTRACT

Networks of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require strong interaction, concerted action and high degrees of collaboration to be effective.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implementation of multi-sectoral social policies interact in these networks. In this artic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network position is explored, as well as how the intensity of collaborations can also determine organizations’ involvement in networks. The nature of funding (public/private) and the remit of activity of organizations are found to determine their influence and importance in social policy networks. Furthermore, the network position of the organizations also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intensity of their interactions. These results can guide public administrators when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networks to involve a particular type of actor and also policymakers as to which types of ties are more align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particular policy.     

调整与延续: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

2016年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以来,菲律宾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主动降温的方式,加强了与中国的政治沟通和经济合作,放弃了"联美制华"政策,转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这种调整使得中菲关系得以平稳有序的发展。不过,杜特尔特总统仍然继承和延续了菲律宾的一些传统政策,主要表现在南海问题上坚持领土要求,坚持南海仲裁案的结果,以及对美国的防务依赖性。     

佩里来航事件与近代日本语言政策转变的关系

1853年的佩里来航，给日本社会带了前所未有的恐慌。第二年，《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持续了近两百年的锁国时代就此结束。从此，为了与西方列强保持平等的关系，建立一个近代国家，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学习和效仿西方的「一国、一民、一语」原则，大力推行国语统一的政策。可以说，此次佩里来航事件的发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为日后的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