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碳化形成机理与低碳经济政策选择

在分散决策下,只要能持续获得利润或效用且环境成本由全社会分担,无节制的碳排放行为就会继续进行,其结果就是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为治理这一市场失灵问题,政府应出台政策进行适当干预和引导。从政策层次来看,需要系统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方向和碳减排目标等方面的宏观政策,发展低碳产业和低碳城市的中观政策,社区、企业、个人、环境类非正式组织共同参与的微观政策;从政策主体来看,需要整合政府引导、经济激励和微观经济个体自愿参与的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又要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形成低碳经济政策链。文章最后提出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建议。     

Offices and policies – Why do oppositional parties form pre-electoral coalitions i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s?

Although previous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at the opposition’s ability to form pre-electoral coalitions (PECs) in authoritarian elections is crucial for the electoral outcome, little has been written about why and when such coalitions are formed.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fill thi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gap. A theory that combines oppositional parties’ office- and policy-gaining potential when creating such coalitions is proposed. The article utilizes a unique database of 111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elections and provides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strategically chosen cases. It is shown that, coalitions are more likely when structural conditions favor oppositional victories and when oppositional parties have a distinctive policy agenda in relation to the incumbent government. These factors are shown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electoral institutions.     

论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特征——以“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为例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政策执行模式是当前中国政府和政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既有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之间存在着"集中式的政策执行模式"和"分散式的政策执行模式"的分歧。本文通过对"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三个典型特征:"层级加压+重点主抓型"体制架构;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恰当的政策+高层的决心"构成政策执行到底的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既有的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理论提出了修正:如果能够制定出恰当的政策,中国也可以是"诱导型体制";从执行方面看,中国兼有"职责同构"和"职责异构"因素;中国的政策执行模式兼具集中性和分散性,关键是构建政策制定参与机制和政策执行沟通协调机制,以发挥既有模式的优势并有效克服其不足。     

冷战后老挝外交政策的特点及走向

冷战后,老挝外交政策表现出四个特点:由政治外交转向经济外交;重点发展与越南、中国等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从地缘政治考虑,参与并扩大与东盟各国的合作;转向"全方位外交",增进与各大国的交往。今后老挝外交政策将围绕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安全维护、地位提升等方面展开,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试论新加坡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特点

本文主要探讨新加坡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主体是政府、政府控制其教育投资规模及调控其运用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新加坡政府重视高等教育投资以及改变与完善投资模式的原因。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目标与实践探索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促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破解“谁来种地,谁会种地”这一突出社会问题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还处于探索时期,缺乏成熟的经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导向和发展目标具有较大的偏差。数据显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存在以下问题:选择培育对象缺乏针对性;培育方式不合理;管理部门较多,资源分散;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在农民层面,主要存在思想认识不清,参与动力不足;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知识水平与接受能力有限等问题。研究表明,精准定位培育对象并实行差异化分类培训;及时获取培育反馈,建立科学规范的培育机制;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综合管理部门;改进考核评价体系,提高农民参与培育的积极性;建立农业准入机制,明确农民职业身份概念;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开发“一主多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等改进策略对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效果具有显著作用。     

行政审批局模式:何以有效,何以无效?——基于市场主体视角的政策效果实证

近年来,成立行政审批局是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选项,但有关该模式效果的争议持续不断。因此,有必要对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政策实施效果开展科学评估。立足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基于市场主体视角,利用2011-2018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检视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政策效果。平均处理效应与动态处理效应表明,采取行政审批局模式能够显著、持久地提升市场投资水平,而对新建企业、专利研发、交易费用的改善不具有明显效果。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中东部地区,政策效果不明显或较消极;在西部及东北地区,政策普遍呈现出潜在或显著的积极作用;在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政策对市场投资、专利研发、交易费用均有潜在或显著的改善作用;在普通地级市,政策仅对市场投资领域具有显著促进效果。基于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应该因地制宜,行政审批局的建设需要扬长补短,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整体智治,推动其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模式的竞争中显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