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 METRICS and the Science of Science Policy

STAR METRICS is a data platform that is being voluntarily and collaboratively developed by U.S. federal science agenc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describe investments in science and their results. It initially emerged as a result of reporting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2009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it has developed in response to a recognized need to begin to systematically document federal investments in science and their immediate and long‐term results. The eventual goal is to draw information from existing data on scientific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s well as from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federal science agencies' systems to provide data that can be used for a mor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science investments and their outcomes.     

特殊侵权行为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六章到第十章为中心

侵权责任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分为受害人责任、过失相抵责任和比较责任三类。《侵权责任法》在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对受害人过错制度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特殊侵权行为部分对受害人过错制度的规定则分为明确规定、适用特别法规定和无特别规定三种情况。《侵权责任法》第六章到第十章的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具有特殊性。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按照危险程度可以分为极端危险责任、极度危险责任和高度危险责任三类,可以准用于醉酒驾驶和环境污染责任。     

中国社区矫正立法模式的选择

中国社区矫正立法有"先制定上位法,后制定下位法"与"先制定下位法,后制定上位法"两种立法模式。由《社区矫正法》的法律内容的探索性决定,由当代中国社区矫正的发展逻辑决定,由社区矫正的社会属性决定,由社区矫正法的法律属性决定,社区矫正立法宜采纳"先制定下位法,后制定上位法"的立法模式,先推动地方层面上的立法、部门层面上的立法,待时机成熟,再完成国家层面上的立法。     

论行政行为的先定力

目前学界对行政行为先定力的两种理解均存在不少值得质疑之处。先定力不是行政行为的效力,只是行政权的"力",并贯穿行政行为作出程序的始终。必须厘清先定力与行政行为效力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先定力起因于秩序行政,因而,应随给付行政模式的拓展而弱化和消失。     

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比较研究

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最终是为了解决如何对各共同犯罪人定罪量刑。中国澳门地区刑法和内地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人分类标准的差异决定了共同犯罪人类型的差异。相比之下，后者的分类方法更有利于正确量刑，但是两种分类方法对于如何对各共同犯罪人定罪都没有提供明确的解决办法，个中深层原因在于对共同犯罪究竞是一罪还是数罪的认识尚未明确，借鉴“行为支配理论”有益于解决上述问题。     

规范行政许可行为 提高机关行政效能

行政许可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在我国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它对于保障、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实践中仍存在着行政许可不规范、行政许可滥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因此，进一步对行政许可行为依法进行规范就显得十分迫切。     

司法调解的保密原则

调解保密原则的诠释，从形式上而言，调解程序保持封闭状态，即不公开进行；从实质上而言，调解程序中产生的信息将被禁止随意披露，即使是在诉讼程序中。这种诠释部分缺失于我国现有的司法调解中。司法调解保密原则的确立在于保障调解程序的安定性和诉讼的公正。但是，考虑到调解程序的安定性和诉讼程序的稳定性，司法调解的信息将被划分为“事实”信息和“行为”信息。前者被允许披露于诉讼程序中；只有后者，即调解程序中人们基于对调解的信任以自己的意愿追求某种法律效果产生的信息，将始终处于保密的范畴。     

危害行为理论及其体系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危害行为理论是我国刑法学理论的根基,在我国刑法学理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危害行为在刑法理论中的体系地位不当,导致了犯罪构成理论的混乱和司法实践的困惑,与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完善、刑事法治的实现尚有抵牾之处。鉴此,从危害行为理论的反思、危害行为体系性地位的辩驳以及司法实践的困惑等方面对我国的危害行为理论进行系统批判,同时把危害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之前作为刑法中的行为进行评价,无疑会有助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商行为特点研究

商行为是商法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长久以来对其特点研究不够，尤其是相对于民事行为而言，其不同之处更为明显，在立法和司法时应该充分考虑商行为的这些特点，对其做出与民事行为不同的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论独立教唆犯之犯罪预备性——以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为视角

独立教唆犯是预备犯,这是因为,从教唆行为的本质上看,教唆行为是教唆者所教唆之罪的犯罪预备行为,且这种犯罪预备行为的本身在法律上不具有正当性。为了尽早阻断教唆行为对法益的破坏作用,有的国家在刑法总则中对独立教唆犯予以原则性地处罚规定,采取的是非独立预备犯的立法模式,将犯罪构成要件的可罚性前置化。采取独立预备犯立法技术的国家,在刑法分则中为一些独立教唆行为规定了特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使一些教唆行为成为其相应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但不是教唆者所教唆之罪的犯罪实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