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预算职能的发展变迁

公共预算的范围取决于政府活动的范围,其基本职能也取决于政府的基本职能。人们对公共预算的认识及公共预算实际发挥的功能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随着各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府活动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公共预算也变得日益复杂,功能也越来越强大。     

雇主责任构成要件之研究

雇主责任为各国民法普遍承认,但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还不够完善。雇主责任应包括过错与无过错责任,雇主责任的承担应以雇员的职务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为前提,要以直接侵权行为人与责任承担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要求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是雇员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或者说是雇员的职务行为,这种职务行为有判断的标准,根据判断来制定雇主的职责。     

台湾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台湾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前,其金融监管体制采行的是多元监 管模式。相应地,对金控公司实行的是多元监管和机构监管。由于这种监管体制存在明显的制度缺 陷,难以适应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和金融集团增加后的监管需要,为此进行了循序渐 进的金融改革。而台湾完善其金控公司监管机制所走的路径和美国大体是一致的。改革后,台湾在 金控公司的监管方面逐渐构建起具有自身特色的监管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一元化监管、准功 能性监管和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至于其对金控公司的监管内容主要包括金控公司的市场准入条 件、资本充足率、风险集中度等方面;此外,台湾还借鉴了美国的加重责任制度以补充监管的不足。 尽管其监管体制还面临诸多不足,但成效渐显。     

"好意施惠"行为及相关的责任承担

好意施惠行为在生活中大量存在,但是它的法律性质却不明确,相关的责任承担往往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认为,好意施惠行为不是法律行为,它应该属于事实行为中的无因管理行为,在特殊情况下,它还可能转化为侵权行为.     

双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

世界各国刑法关于共犯体系的立法存在着"单一制"与"区分制"两大类型。中国刑法中的共犯体系在解释论上可归结为区分制,如何区分正犯与共犯亦是中国共犯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在德、日刑法中,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具有同时解决参与人的定罪和量刑的双重功能。在此种单层区分制下,重视参与人在不法事实实现过程中的实质支配力或作用大小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重要作用说有其论理上的妥当性。中国刑法对参与人同时采用了分工和作用两种并存不悖、功能各异的分类标准。分工分类标准下的正犯与共犯旨在解决参与人的定性及其间的关系问题,而不直接决定和评价参与人的刑罚轻重,承载量刑功能的是作用分类标准下的主犯和从犯。在这种双层区分制立法模式下,正犯与共犯的界分宜采以构成要件为轴心的实行行为说。     

土地征收审批的正当程序改革

程序正当是土地征收理应遵循的原则,实践中的改革已使报批前的准备阶段包含正当程序要素,然而公告之前的征收审批是否也应遵循该原则却有争议。征收审批内部程序运作的技术性设置不能改变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属性,而其在实质上还具有对土地权利变动进行裁决的功能。征收审批的行为属性和功能属性理论上均要求引入正当程序。现行征收审批是由申请机关单方主宰信息的封闭决策过程,这导致审批机关缺乏第三方信息对报批材料进行验证。提高审批实效的要求呼唤引入正当程序作为信息传导机制。审批机关可利用拟被征收人表达异议或抗辩的信息弥补无法观测到申请机关行为的局限,增强对报批材料的核实能力。     

情谊行为、法外空间与民法对现实生活的介入

民法学视野中的情谊行为包括纯粹的情谊行为和转化形态的情谊行为。纯粹的情谊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而是处于"法外空间"的纯粹生活事实,法律不应当过度介入这一社会生活层面的关系,否则将使得社会生活规则被破坏殆尽。情谊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受民法调整的民事法律事实,进入"法内空间"。广义情谊行为中的情谊合同、情谊无因管理、情谊侵权行为是纯粹的情谊行为的转化形态,也都已属于民事法律事实,进入民法的调整领域。爱需要法律,法律在规制爱的过程中需要与其他社会规范相协调,以妥当界定"法外空间"与"法内空间"。民法面对情谊行为应该保持谦抑的态度,民法通过相应的技术调整手段实现对情谊行为施惠者的宽容、鼓励和必要的引导。     

增设单位盗窃罪的立法思考

单位盗窃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秩序.针对司法实践中要么把单位盗窃行为不作犯罪处理,要么把单位盗窃作为自然人盗窃罪处理所存在的弊端,笔者建议,我国刑法应尽早增设单位盗窃罪.单位盗窃罪的主要特征是:构成单位盗窃罪的起点要高于自然人盗窃罪,单位盗窃罪的处罚应实行双罚制.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a family-member prioritization approach to maximize statistical power in missing person cases

In order to prioritize the exhumation of the most informative reference relatives to increase the statistical power of a reference group, a conditional simulation approach for missing person identification that combines both exclusion and inclusion power in reference families has been previously develop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mpirically validate this approach by comparing its predicted theoretical prioritization model with the observed changes in statistical power in real cases of our laboratory, in which new relatives had already been added. We conclude that this approach is a reliable tool to choose the most appropriate reference relatives to complete a family group and improve the identification power of a Missing Person (MP).     

行政行为在德国行政诉讼中的功能变迁

行政行为概念功能的变迁,同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有着密切联系。行政行为是为划定公权力边界而创造的概念,当权利保护进入无漏洞救济的时代,行政行为无力承担这一功能,从而不得不让位于主观公权利。如果对行政行为做过于宽泛的界定,可能会导致其本来肩负的程序法上的定型化功能和诉讼法上的类型化功能的衰竭甚至丧失。如果我国行政诉讼也要确立无漏洞权利保护机制,可能需要考虑加强对“合法权益”等概念的研究,以适应权利保护的完整逻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