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制度变迁中企业内生增长要素边际收益探讨

随着新经济的出现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要素已由资本、土地、劳动力扩展到技术、知识、人力资本、信息等多个方面。由此,一直延续不变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要素边际收益递增成为现实。制度变迁对企业内生增长要素边际收益发生着最为深刻的影响,按照科学发展观实现企业的持续快速增长进而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基本路径在于通过制度变迁促进企业内生增长要素尤其是综合要素边际收益的持续递增。     

道教传入瑶族地区的时代新考

瑶族是南方少数民族中受道教影响最深的民族。学术界对瑶族道教问题已有较多研究 ,而关于道教传入瑶族地区的时代问题 ,则历来是国内外研究者有争议的。如果从早期道教在瑶族中传播和三元信仰形成的考察 ,再结合梅山教、闾山教源流的实证分析 ,可以较客观地得出结论 :瑶族道教的始传时间应是在公元 3～ 4世纪     

论客观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依据

客观要素本身不创造财富和价值 ,但它们能促进价值的创造 ,对财富和价值的创造有贡献。在以往社会参与收益分配的依据不是其贡献 ,而是其所有制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客观要素参与分配除了依据其所有制关系之外 ,还要依据其贡献 ,要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再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

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前提是在对商业秘密的合理范围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正确判断其构成要件。该罪的主体应是混合主体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其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 ,也可以是过失 ;其直接客体是权利人对商业秘密的权利 ,包括对商业秘密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保密权 ;其客观方面不必然以“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为成立犯罪的标志     

论人民政协的政治资源

人民政协政治资源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根本基础。人民政协政治资源已经形成一定的规范和特色,但还存在着配置不足、运作不好和作用不够等问题。建设人民政协政治资源,需要遵循资源要素发育规律、质量规律和作用规律,健全政治资源生成机制、作用机制和管理机制,全方位加以推进,实现体系健全、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发展目标。     

论推定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

推定被害人承诺是和被害人承诺相关的一种特殊情形,它体现了对被害人自主决定权的尊重。它具有紧急避险的某些特征,成为阻却违法性事由的根据之一。推定承诺应遵循严格的条件限制,应当从前提条件、主观条件、实质条件、限制条件、行为条件五个方面对推定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进行构建。     

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犯罪问题

犯罪是一种正常的消极社会现象,本质上是社会各种不和谐因素和矛盾运动的综合反映。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正,建设和谐文化,强化社会控制力,将犯罪问题控制在公众和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根本保证。     

论证券行政违法行为的成立要件

近年来,证券领域违法案件频发,证券监管机关作出了大量的行政处罚。然而,行政违法行为成立要件缺失造成了行政处罚证明标准抽象化、归责原则适用混乱等问题。行政违法行为成立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存在亲缘性。建构证券行政违法行为成立要件理论需要做好对刑法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扬与弃”的工作,从违法客观方面、违法客体、违法主观方面、违法主体等方面进行规定。违法客体依附违法客观方面。违法客观方面包括违法行为、危害结果以及违法的时间、地点等内容,应以危害结果纳入为原则,不纳入为例外。违法主体是必要条件,但已内含于证券从业要求。违法主观方面,应当充分考虑主观过错在违法认定中的影响。四方面内容在结构上并非是同一平面上的耦合式逻辑,而是一种递进式、阶层式的逻辑结构。     

金融监管治理框架与指标衡量

金融监管机构作为金融中介的领导性机构,在监管金融中介有效运行、提高金融稳定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监管机构的健全是金融机构稳定高效运行的前提。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对我国的发展尤为重要。监管治理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实行问责制,要有透明度。还要借鉴国际上监管治理的先进评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