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标准对法律发挥作用的规范基础

标准对法律规范社会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建立在标准的规范性基础之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原则》(GB/T1.1-2020)为我们认识标准的规范、分析标准的规范性进而解释标准对法律所起的作用提供了路径指引。通过标准的构成要素、标准的表达方式和标准的体系构成三个层面的分析,可以系统地阐释标准对于法律所起作用的规范基础。     

国际治理的中国元素：治理理念与行为模式

国际格局力量的分化与组合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显著特征,权力、机制与理念是观察当今国际局势的三个关键维度。中国基于变化的国际情势和自身国情,坚持和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基于责任意识、合作精神、共赢思维、和谐理念的国际治理理念,以推动国际治理的良好开展。同时,中国参与国际治理时要在制定国际治理理念、平衡国内外社会各方面利益及处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等方面采取相关措施。     

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多重转让的优先顺序——以《民法典》第768条为中心

《民法典》保理合同章规定了保理合同、担保合意和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三部分的内容。无追索权的保理本质上是债权买卖合同结合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买卖合同是债权转让的原因行为。有追索权的保理本质上是借款合同结合担保合意和债权让与担保。担保合意构成债权让与担保的原因行为,并决定债权让与担保中的清算义务。《民法典》第768条规定了同一应收账款订立多个保理合同的数个保理人之间的优先顺序,确立了登记优先、通知次优的规则。在未登记也未通知时,引入了按比例分割债权的规则。尽管我国学说对于债权分割规则批评较多,但是这一规则的价值基础在于债权人平等原则。在债务给付可分的情况下,多数债权受让人之间形成按份债权关系;在债务给付不可分的情况下,多数债权受让人之间形成债权准共有。     

论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

约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并无规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受贿类型。理论和实务界对约定受贿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受贿罪的哪种犯罪形态,分歧颇多。通过对中外受贿犯罪的立法比较,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的解释论为立场,"约定"应当被认为是"收受"的"着手",约定受贿是受贿罪的未遂形态。从体系解释和量刑纠偏的角度出发,约定受贿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达成合意既遂说""代为保管既遂说""将来交付既遂说"等观点并不具备合理性。     

动态助词“着”的成句条件研究

动态助词"着"在句子中能不能用不仅取决于谓核部分,而且受超谓核部分的影响."着"区分为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着p"和表示状态在持续的"着d",两个"着"的成句条件不同.独立句当中"V着"作谓语的陈述句能否成句的超谓核条件涉及语气词、修饰语、句式,以及否定、情态、时体等范畴.另外,一些动词的语义特征,构成了"着"用法的谓核制约因素.     

犯罪隐语初探

犯罪隐语亦称“黑话”,又名“切口”。它是违法犯罪分子或犯罪团伙互相结交、互相联络、交换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语言工具。所以,展开对犯罪隐语的研究,为防范打击刑事犯罪服务,也是刑事侦查中的当务之急。     

扫描电镜/能谱观察溺死和死后入水的法医学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在溺死的法医学鉴定中的作用。方法实验选用20例已知生前入水尸体,11例已知的死后入水尸体和2例陆地死亡尸体。在每个肺叶各取3个切面,每个切面用扫描电镜取样台胶面与肺叶的切面充分接触,另在落水地点取水样一份,进行对比。扫描电镜取样台胶在切面上充分接触后封闭取材盒,真空干燥后,直接在扫描电镜下进行观察。结果20例生前入水尸体在肺组织中均检出异物颗粒,并且与对照水样中检出的异物颗粒相吻合;而死后入水的尸体和在陆地上死亡的尸体肺组织中均未检出明显的异物颗粒,3者比较P<0.0001。在肺组织支气管切面中,生前入水的20例中有15例检出异物颗粒,在边缘肺切面及中间切面中分别有13例检出异物颗粒,统计学无明显差异。结论本实验建立的肺脏内异物颗粒取材方法准确可靠实用。对综合判断案件的性质,判断溺死尸体入水地点的具有积极意义。较好地解决了实验室检验中的污染问题。腐败尸体对检测结果无影响。     

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

确定哪些行为属于医疗行为对实践中梳理医患关系和解决医疗纠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析了当前理论界对医疗行为的定义基础上 ,提出法律上界定医疗行为的 3个要素 ,即医疗行为的主体、行为的专业性和医疗行为目的 ,论述了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健康价值的创造 ,并根据不同标准对医疗行为进行了分类。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要件、构架和基础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中考虑的问题之一.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构建必须解决调解的范围、调解的程序、调解与审判的关系、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协议瑕疵及其救济等具体问题.同时,行政诉讼的价值以及法院在行政诉讼调解中的作用与义务,则是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必须进一步思考的更为基本的问题.     

定量因素在犯罪成立条件中的地位——兼论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

在刑法中规定定量因素不是我国首创,各国根据国情的不同,对轻微反社会行为或者交司法机关以诉讼方式处理,或者交行政机关予以行政处罚。不同国家选择不同路径,既是其主观考量的结果,也有客观情势使其不得不然的因素。我国刑法中定量因素的存在有其充分理由;行政处罚、劳动教养等制度虽然有待于完善,但这不是否定刑法中的定量因素的理由。对刑法明文规定的和犯罪构成要件有关的定量因素应在犯罪成立的积极条件中进行形式判断,对综合性的定量因素应当在犯罪成立的消极条件中进行实质判断,从而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的行为予以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