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涉案财产的发现

发现涉案财产是发现证据及其线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进一步采取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措施。我国目前涉案财产的发现措施行政化倾向较重,出于财产权保障之考量,有必要将其诉讼化。在财产信息查询方面,需要做到外部信息查询法治化、内部信息查询规范化;在司法会计技术应用方面,要坚持走诉讼化的道路。此外,金融财产实名制、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以及财产申报制度等配套措施亦应确立或完善。     

公安视角下网络言论的引导与治理

网络言论在某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公安部门有必要对煽动性言论、挑衅性言论和误导性言论等三类网络言论加以注意。加强对网络言论的引导和治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的必然要求。同时,可以从治理的视角、民意的视角、专业的视角探讨建立在公安权能下的措施。     

论我国银行业审慎监管强制措施的法律属性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银行业审慎监管强制措施的立法坐标可定位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7条。金融法属性上,其属预防型风险监管工具,旨在纠错,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行政法属性上,其属行政命令,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并不适用《行政强制法》。银行业审慎监管强制措施的现行立法存在适用前提模糊、实施程序粗略、内容较为内向封闭等问题。境内外相关立法既注重类似措施的内容开放度,又强化对类似措施的实施监督,较好地实现了灵活性与制约性的平衡。我国应基于银行业审慎监管强制措施的双重法律属性,从细化扩展适用条件、提升内容延展度与科学性、明确具体实施程序、完善监督救济机制等方面入手推动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论生态文明视阈下农民生态意识的培养

生态意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认识、新价值判断和新的社会实践.农民具备高度的生态意识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我国部分农民欠缺应有的生态意识是当前农村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重要原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国家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农民生态意识,鼓励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保护的事业中     

群体性事件的刑法立场与处置对策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群体性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极大地冲击了政府管理的基本秩序,同时对于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也造成了多维的负面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妥善处置已经成为法学理论所面临的新课题。从当下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发展趋势与特点来看,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立场应当是在保护具有合理诉求的民众利益的同时,积极体现与发挥"刑罚刚性",有力惩治群体性事件中的恶性犯罪行为。此外,我们还应当反思与完善现有的经济政策、分配制度与法律保障措施,重塑政府公信力,进而催生一个和谐稳定的法治环境,以从根本上消弭群体性事件所隐含的社会风险。     

新刑诉法影响下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探索和完善

人权保障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力度成了各国人权保障水平的标志。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最薄弱的一个环节,而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对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结合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精神,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可以从根源上解决我国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预算执行审计“屡审屡犯”问题探析——以国家治理视角的考量

国家审计因其内生的监督评价职能而成为国家治理不可缺少的有效工具和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审计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的前提是基于国家公共财政治理的各项制度本身的合理安排和良性互动。多年来出现的预算执行审计"屡审屡犯"现象,说明基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对某省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屡审屡犯"问题的分析表明,"屡审屡犯"背后的根源是政府预算制度、预算执行审计管理制度、政府预算管理配套制度均存在自身局限。要治理该问题,就必须从改革完善政府预算制度、深化改进预算执行审计、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寻求对策。     

侦查措施的适用与刑事错案的关系研究

错案的主体指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其过程涉及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原因包括违反法律程序、适用法律错误和不当执法等,对象包括"正当程序错误"和"放纵犯罪错误"。各种侦查措施的具体适用都可能导致错误,实践中侦查措施适用形成的错误与刑事错案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当适用侦查措施可能导致错案;依法适用侦查措施可能导致错案;违法适用侦查措施不必然导致错案;单一错误的证据材料可能为错案的形成留下隐患;单一错误的鉴定可能在错案形成中常起到关键作用。通过推进执法规范化,有助于避免侦查措施适用中可能造成的证据材料失真,进而从源头上避免错案。     

论我国《合同法》中买卖合同的价格问题

价格在一般的买卖合同中,都以清晰的方法表示,但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价格不再是订立买卖合同的要件,允许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价格待定。我国《合同法》也明确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价格在一定时间内可以不予确定,但该法对买卖合同中价格问题的规定存在一定问题,有必要加以改进。我国合同法在规定价格问题时,可以调整总则与分则的内容,明确合同有效成立的内容要件。同时丰富确定价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