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直索责任的传承与创新

对于股东直索责任制度不同称谓的语意进行考察不仅是出于法学理论的严密性的要求，更是因为不同的名称显示出了不同国家对于该法律制度本质的认识。德国公司法上的“直索责任”用语是科学的制度称谓。法人人格与腮东有限责任是不同的两项制度，公司人格之获得与股东有限责任之取得在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分野，所谓的“法人人格否认”，实质上指的是股东有限责任无效之宣示。逆向揭开公司面纱并没有其法理基础，难以构成与股东直索责任相应的公司法律上的新型制度形式。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包括单罚制和双罚制，需要依照直索责任原理做出相应的修正，单罚制实质上适用的即是股东直索责任的原理．而双罚制则是传统法人犯罪的观点。     

合同解除的价值目标

价值一直是法理学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法理学角度思考合同解除制度,用一种逆向的方式思索合同解除制度的法律价值基础,能够对合同解除制度的理论基础有进一步理解,更准确的理解具有实践性的合同解除制度.     

论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分配

辨析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概念,探讨责任承担的主体、责任的来源、责任的转移及法律后果。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分配折射出了在新刑事审判方式中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折衷。新确立的以职权主义为背景增强抗辩色彩的庭审方式对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概念与分配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法官应该承担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上仍应进一步完善。     

基于心理契约的边防检查机关激励机制刍议——从服务世博的视角分析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对上海口岸的通关效率和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入境边防检查任务量的不断增加,给边检机关队伍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要在分析边检队伍特征和现行的激励机制局限性的基础上,从组织行为学中的心理契约理论视角出发,构建基于心理契约的边防检查机关激励机制,具体包括情感激励、职业发展激励、边检文化激励三个层面,并对民警激励的有效实施提出建议。     

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适用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以保护和救助生命为核心的制度,它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在法律依据、法律性质、责任划分、保险费率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在法律适用中不可混淆;若两者并存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优先适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补充适用,以有效分散风险,同时,也为交通事故受害人设置了双重保护,更加有利于保证交通事故受害人得到及时救助;在诉讼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受害人可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直接向其求偿;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受害人只能把保险公司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上证180指数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证180指数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对国家、员工、投资者和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贡献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采用统计性描述和混合截面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对国家、投资者和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则是负相关的关系.因此,要求企业更加重视对国家贡献的社会责任,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和企业内部激励机制,推进股权分置和金融体制改革,并完善对企业履行公益事业贡献的激励机制.     

从“张金柱现象”到孙伟铭案的法学家“理性”——以媒体法治角色的社会责任担当为视角

孙伟铭案与张金柱案都是让社会各界大为震动的大案。媒体对张金柱案的密集报道还引发了民意求死的“张金柱现象”。而对孙伟铭案，媒体对孙伟铭及亲属在孙伟铭因为特大交通事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刑事死刑判决挤压民事赔偿过程中，采取给孙伟铭、孙林披“好人”、“善人”和“动人”等外衣，美化其“善意”、“伟大”或者受人尊重言行的民意求生的思路，试图将孙伟铭及亲属的保命型被动赔偿“塑造成”孙伟铭刑事案件的“悔罪积极”。这种过度美化孙伟铭及亲属的媒体报道，是媒体没有很好履行其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其在特大事件、重大事件中报道中的社会责任；而法学家在死刑判决下达后也站出来对判决结果进行“不理性”、“感情用事”的指责，对于这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应当给予纠正。     

从法律适用条款看冲突法对国际格式合同的规制

国际格式合同分为国际示范合同和国际附和合同。随着各国对外民商事交往的发展 ,国际格式合同使用得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 ,更是为国际格式合同的使用搭建了广阔平台。分析国际格式合同的法律适用条款 ,旨在冲突法方面规制格式合同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完善行政执法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逐步深入,行政执法工作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同时,伴随着它的运行也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通过对目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从而积极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我国帝制时代荐举制度之研究

贤良治国是一切良好政治的根本。我国历朝都非常重视选拔贤良的制度建设,确立了荐举和科举并行的选贤体制。在数千年的政治法律实践中,荐举已发展成为一套相当完备的任官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