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科学家必须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与科学的社会化密切相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科学家从事科研活动的原动力,也是维护科学道德的重要保证。科学精神体现了科学的人性价值,应努力实现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的统一。     

阻却违法性事由错误的重新定性——以“假想防卫”为例

阻却违法性事由错误的问题在我国刑法通说上一直被简单地按照事实认识错误的原则来处理,但其中依然存在一些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比如关于阻却违法性事由的错误到底是否属于事实错误,以及直接按照事实错误的原则来处理是否真正合理。事实上这无法解决关于阻却违法性事由错误行为的恶意的共犯问题。以假想防卫为例借鉴限制法律效果的责任理论,可以重新认识和解决阻却违法性事由的错误问题。     

论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瑕疵出资的补缴责任——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视角

我国2013年《公司法》修正案关于公司设立时出资问题的规定彰显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自治理念,《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进一步细化了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出资瑕疵的补缴责任来确保公司资本的充足和真实。但是学界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是否合理存在争议,本文拟从有限责任公司瑕疵出资发起人补缴责任的法律属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足额发起人连带补缴责任的合理性以及债权人成为出资补缴请求权主体的理论依据三个角度出发,探讨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瑕疵出资的补缴责任体系。     

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内涵与制度考量

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明确规定了行政首长负责制度。通过对“行政首长”、“负责”等基本概念的分析可见,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提升行政效率的必然之举;通过与法院委员会制比较,厘清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固有属性。行政首长负责制所能够适应的领域以及相关理念制度构成了行政首长负责制得以运行的生态环境,通过内外两个层面的剖析,在深层次上探索权力运行的新模式。     

法律推定规则的适用

推定是一种为了降低证明难度,依据法律的规定从要件事实之外的基础事实推出要件事实的存在,并允许反驳推翻的机制。推定的目的是降低证明难度,其证明原理是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出要件事实,推定的适用规程中需要遵循必须性原则、高度盖然性或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允许反驳的原则。推定适用需要三个条件,即推定的基础事实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基础事实是要件事实以外的事实,没有相反证据或者相反证据不足以推翻该基础事实。推定的适用的三个步骤分别是提出适用、反驳和裁判。在推定的适用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中,首先界定了何为证明责任,并且对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做出了区分,其次界定了推定与证明责任倒置的区分。     

国有企业“一把手”腐败案件频发原因剖析及对策

近年来,国有企业一把手频频涉案,且手段多样,危害巨大,成为当前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的一个趋势性特点。加强对国企党员干部,特别是对国企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是今后一段时间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切实规范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机制;切实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强化纪委的监督责任;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充分运用民主监督制度并保障其执行力度;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惩违纪违法行为等有效监督举措,是打击贪腐行为,使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     

专家对第三人侵权责任的理论与立法思考

专家责任中的专家对第三人责任是侵权责任法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而我国现行的《侵权责任法》中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规定。在比较法上,专家对第三人责任的规范模式有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我国应采侵权责任模式,在此模式下,我国《侵权责任法》对专家对第三人责任应予细化规定。     

试论我国《合同法》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的解释

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的理解和适用存在着争议。否定说认为该条文没有对第三人利益合同做出规定,第三人不享有直接请求权;宽泛肯定说认为《合同法》第64条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以及债务人依照约定而为交付两种情况;不足肯定说认为该条文实际上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可依据该条的规定享有履行请求权,只是该规定尚不明确,在我国尚未形成第三人利益制度。经过比较分析,宽泛肯定说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刑法中的违法性认识探析

传统刑法理论并不要求在犯罪故意中有违法性认识,我国刑法界也以＂不知法律不免责＂为通说。然而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这种传统的理论观点受到质疑。我国刑法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的评价违法性认识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司法适用探索

伴随着当前轻刑化、非刑罚趋势的发展以及刑法的谦抑性要求,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弥补传统刑罚处罚的空白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成为对犯罪分子改造教育和承担刑事责任的另一种重要方式。鉴于当前我国刑法规定中非刑罚处罚措施存在的缺陷及问题,在当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目前的非刑罚处罚体系性建设应当在实体与程序上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进而使非刑罚处罚措施的体系更加清晰、合理与具有可操作性,推动并促进非刑罚处罚措施在社会司法实践中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