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部门间协作网络的结构及影响因素——以S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例

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属地化的管理制度容易造成上级部门向基层的推责,基层部门往往面临资源缺位,责大权少的问题.部门间协作网络提供了弥合条块间资源缺位、权责错位的有效路径.通过对协作网络内生性结构与外生性节点属性的剖析发现,协作网络形成了以基层为主轴,条块部门结对的多部门协同网络结构,在协作...     

清代东南亚国家贡象研究

清代东南亚国家有向中国进贡驯象的惯例。这些驯象进入中国境内后按照固定的线路行走,到达北京后,由清廷专设的驯象所进行管理。居住在宣武门内的象房里的大象,得到管理人员的精细照顾,主要被清廷当做礼仪大象使用。19世纪中后期,随着越南、缅甸被西方国家占领,东南亚国家停止了向中国进贡驯象。     

对高校图书馆勤工助学管理工作的思考——以浙江警察学院图书馆勤工助学为例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建设,大学生对图书馆勘工助学的热情高涨。文章结合我校图书馆开展勤工助学活动的作用,分析了勤工助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思考,以进一步提高勘工助学工作的效益。     

囚在富士康——富士康准军事化工厂体制调查报告

富士康准军事化的工厂管理体制其本质是劳动的严重异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为理论视角,根据第一手实证资料调查研究了富士康的生产管理体制,发现它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观察是一致的,其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样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工资以及制造各种形态的血汗劳动来实现的。富士康工人感觉工厂像监狱,其原因在于富士康着力打造了一个以绝对服从和惩罚性的制度为特征的法家式兵营社会。     

扭住核心战斗力关节 推进公安信息化建设

加强公安机关核心战斗力建设,既是公安现实斗争及其系统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方法取向,也是在新的起点上扎实推进公安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立论根据与实践基础。要把握核心战斗力实质推进公安信息化建设,要突破核心战斗力关节统筹公安信息化建设,要扭住核心战斗力机制优化公安信息化建设。     

社会应急能力建设与志愿服务法制发展——应急志愿服务是社会力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重大课题

透过巨灾应对工作经验可以看出政府应急与社会应急的不同角色和分工;志愿者在"5.12"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我国的社会应急能力建设与志愿服务法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亟待研究解决的课题,专题调查获得的研究结论证明了相关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鉴于此,从志愿服务法制、社会动员法制和公共应急法制的发展方向以及我国实际出发,应思考加强社会应急能力建设和完善应急志愿服务立法的若干对策。     

地方政府与企业环境治理合作关系的形成——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为例

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一直面临着三个挑战: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企业的环境成本与收益不确定,监管方成为被监管方的"俘虏"。在环境危机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了运动式的环境治理方式,企业面临着不确定的环境管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往往形成了"同谋"和"零和"关系。在目前中国环境管理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能否形成合作关系?本文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为案例,探索可能的路径和政策选择。     

论科层制管理体制及其对侦查的影响

因适应社会分工而出现的各种正式组织被统称为科层制。科层制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职权等级、具有稳定的规章制度、采取的是卷宗管理制度。科层制管理体制与侦查活动具有一致性和矛盾性的相互关系。科层制管理体制对侦查的影响是：第一,科层管理体制有助于实现侦查行为的整体逻辑理性;第二,科层管理体制中的执行层和决策层之间可能出现紧张关系;第三,科层管理体制可能形成僵化和形式主义,降低侦查工作的灵活性和快速反应性。     

Expectations from Administrative Reforms: An Attempt to Implement the Balanced Scorecard in a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

The aim of this case study is to explore what actors in a Swedish municipality expect from a new administrative reform (i.e., an attempt to implement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expectations on changes are highest among the politicians, moderate among the administrators, and lowest among the operative employees. The difference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way the reform is anticipated to favor or disfavor the actors, who in turn are influenced by the actors' past experiences. Most of the expressed expectations concern expectations of the outcome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but some concern expectations on the reform it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