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刑事政策的基本特点及其借鉴价值

德国作为刑事政策的发祥地，其刑事政策思想学说极为深刻、丰富。法治、人道和可行性原则贯穿于德国刑事政策的始终，使其所指导的现代德国刑罚体系呈现总体轻缓化但轻中有重，轻重结合的特征。     

浅论刑事侦查中的沉默权问题

无论是为了在侦查工作中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还是为了实现侦查工作的根本目的，都有必要明确设立沉默权制度。目前，我国已具备设立沉默权制度的环境条件，但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论首要分子的停止形态

在我国,首要分子只存在于犯罪集团和聚众犯罪之中,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又可以分为必要集团首要分子和任意集团首要分子,而聚众犯罪首要分子都属于必要首要分子,因此首要分子可以分为必要首要分子和任意首要分子。首要分子的停止形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按必要首要分子的停止形态和任意首要分子的停止形态的分类进行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悖而不离的价值辩证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语境下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刑事法思潮,它对西方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立基于对刑事和解制度与规范刑法学系列理论"表象悖离"的相关论说的否证,为几度蒙冤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辩护。刑法的个人本位转向、被害人学及恢复性正义的理论支撑视域都证明: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权威"规范刑事法理论存有内在的"悖而不离"。以我国"和为贵"的道德观念、公众的社会心理、经济绩效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为视角对该制度进行理论纠偏与价值辩证,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提供可行的途径。     

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鉴定问题的透视与分析——13起错案涉及鉴定问题的展开

鉴定结论被人们誉为"科学证据"。通过对13起错案涉及有关鉴定问题的透视,发现这一"殊荣"因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的"问题鉴定"使某些鉴定结论成了错案的"帮凶",这不仅导致了案件事实的错认,造成了司法不公正,同时降低了司法鉴定的公信力,最终影响了诉讼效率。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在取消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内设鉴定机构的同时,准许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这种制度是否合理值得进一步研究。     

保外就医法医学鉴定研究(附54例分析)

目的为探索当前我国保外就医的特点，揭示保外就医中存在的问题，为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提供参考依据，同时探讨保外就医的审查过程中法医学鉴定的必要性。方法两名研究人员从1992—1997年6年期间的司法鉴定资料中筛选出与保外就医有关的法医学鉴定案例，三名研究人员根据既定条件确定研究对象，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符合条件者共54例，主要年龄范围为20—50岁，罪名分类发现经济性犯罪明显多于非经济性犯罪，前者51例（94．4％），后者3例（5．55％）。提出保外就医申请的理由以单纯病名和主要症状者居多，少有提出辅助症状者，法医学鉴定表明检查结果与申请理由一致者为14例（25．92％），不一致者为40例（74．04％）；进一步鉴定揭示患有疾病确需保外就医者仅为3例（5．55％），而无需保外就医者高达51例（94．4％），其中无病者32例（59．25％），夸大病情者19例（35．18％）。结论本研究提示当前保外就医中犯罪装病、夸大病情等现象明显严重，这与保外就医所经历的中间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有关。因此，单纯以医疗系统进行保外就医鉴定是难以保证法律的公正执行。     

刑事警察的职业倦怠及调适

基于工作特点，刑事警察所承担的来自工作、社会、自身发展等方面的压力更多。刑事警察的职业倦怠是由于其不能有效地处理工作压力而产生的心理方面的厌倦状态，严重影响其生理和心理健康，也极大地影响其工作积极性。     

沟通在侦查讯问中的运用

侦查讯问活动必须重视沟通在实践中的运用.侦查讯问沟通双方应互为主客体.侦查讯问要借助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来传递信息,交往情境对侦查讯问双方的沟通起着重要影响.沟通的侦查讯问双方总是要影响对方的心理和行为,作为侦查讯问人员来说,赢得信任是影响犯罪嫌疑人的重要前提.为了保证沟通的顺利进行,侦查讯问人员应具有良好的自我心理调节和自我控制能力.     

《鹿特丹规则》下中国与泰国海运立法探讨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鹿特丹规则》下中国与泰国的海上运输法的具体内容，得出中国和泰国在海上运输法领域的立法走向，为中国发展与泰国的经贸关系提供建议。     

论审前羁押制度的性质——兼谈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改革

审前羁押能够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需。但是审前羁押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影响极为深重。如果羁押制度没有走向法治化、程序化,运用不当则极易侵犯人权。充分关注和论证审前羁押的性质和目的,能够为我国审前羁押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