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刑法解释的原则,是指贯穿于各种刑法解释过程之中,指导和制约全部刑法解释活动,并体现着刑法基本精神的准则。刑法解释的原则应当为合法性、合理性与技术导向性三个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合理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实质正当性的要求,技术导向性原则是指甄别比较根据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以何种解释结论为妥当,它是为了满足为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中立的桥梁和媒介而被提出的。以“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入刑”为例,可对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技术导向性原则的适用进行分析。     

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现行法律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尚存在需要统一和规范的条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限制了该制度的实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是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一部分。在适用该制度时,应具备损害后果、侵权事实、侵权事实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等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应考虑当事人双方的具体情况。     

政府控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源配置

将政府控制内部结构与制度环境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深入研究了政府控制内部结构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政府控制内部结构对信贷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是否有所不同。研究表明:政府行政级别越低,越有动机干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帮助其所控制公司获得银行贷款,公司银行借款水平就越高。与通过实业主体控制的公司相比,在政府通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的上市公司,政府通过干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帮助公司获取银行贷款的行为更为便利,该类公司具有较高的银行借款水平。与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相比,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政府控制内部结构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信贷资源配置行为的制度根源。     

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及对刑事立法的影响

刑事政策对犯罪的预防和抑制作用日益重要,轻缓化发展是各国刑事政策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应沿着轻缓化和人道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对付犯罪的策略上,通过刑罚把犯罪遏止在不危及社会基本生存条件的范围和限度内,凭借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制定适当的刑事政策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丹麦刑事执行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丹麦刑事执行法》内容全面而系统,操作性强,蕴涵人权保护、行刑社会化等法制理念,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该国刑事执行工作的良性运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与丹麦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丹麦刑事执行法》的统一立法体例、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等制度规则的研究与探索,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再论沉默权

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特有的对来自官方的提问拒绝回答或者保持沉默的权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和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前后,这一问题曾经引起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但时至今日,沉默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定位依然模糊。本文在总结学界观点的同时提出若干构想,故曰“再论”。     

当代大学生犯罪的原因及预防

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由于大学生心理不成熟,思想价值观发生变异,加之其法律意识淡薄和高等教育存在着缺陷,造成大学生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因此,坚持“智力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的教育模式;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等,是预防和减少大学生犯罪的最有效的途径。     

构建与新型社区管理相匹配的警务机制

针对基层派出所防范管理主业还未完全凸显,基础工作信息体系还未完全构筑,群防群治网络还未合理严谨的问题,应通过着力推进社区治安巡访机制,强化情报信息和人口管理意识,以构建群防群治网络,严密基层的阵地控制,整治治安问题突出地区,继而调整管理防范的薄弱部位,实施新型社区警务战略。     

侦查学研究现状初探

侦查学自创立以来有愈百年的历史了,然而侦查学的研究现状仍然不尽人意。简单地概括起来,侦查学研究现状中有如下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研究轨道有所偏离,二是比较缺乏来自实践部门的研究主体,三是与重要自然科学联系不够紧密。应着重从侦查学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刑事诉讼法学家对侦查学的影响、侦查理论研究的现实困难三个方面来分析侦查学研究现状的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禁食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与教义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一条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针对陆生野生动物以食用为目的的危害行为的法律规制,在原有罪名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外延。这一立法条款修订与疫情防控的社会背景相关,体现了积极主义刑法观回应社会现实的功能。此次刑法修正案对野生动物的立法完善不仅是尊重动物伦理生命权的体现,而且深层次地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法益考量,是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刑事立法领域的生动展现。野生动物的刑事法律规制并未采用全面保护的立场,这一保护的有限性是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地位所决定的,这也决定了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中,需要审慎辨析刑法与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结合此次修正案的条文设置进行教义分析,合理把握具体要件的内涵与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防范以保护之名而随意逾越刑法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