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研究的法理视野

犯罪学理论是要讨论关于犯罪的道理。我们讨论违法犯罪,不能仅考虑刑事法,首先必须考虑民事法、行政法。仅以刑事法规定什么是犯罪,人们可能普遍不明白什么行为是正确的和正当的。刑事犯罪是严重违犯民事法规定或行政法规定的行为,刑事法源于民事法和行政法。制刑必须定律,必须严格标准,律就是标准。有法律就有犯罪,纪律、政策之类制定出来让人们遵守的规范都是法律。预防犯罪非专职可行,必须全社会综合治理。惩罚犯罪非专职不可,必须是专门机构的专门工作。     

雇佣杀人案件与一般杀人案件构成要素比较——从案件构成要素决定侦查方法谈起

刑事案件的构成要素决定侦查方法。雇佣杀人案件与一般杀人案件构成要素在动态和静态方面存在相同点和不同点,因而二者的侦查方法也有共通之处和不同之处。通过一般杀人案件的侦查方法准确确定案件的雇佣性质;在案件定性之后,用雇佣杀人案件特有的侦查方法来推动侦查工作有序进行。     

“已满七十五周岁不适用死刑”条款的理解适用

无论是采用“广义说”还是“狭义说”来界定，都可能会指：只要是在审判阶段属于“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即可，都不会影响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的认定范围。“已满七十五周岁”的立法依据是以平均寿命来综合考虑的。如果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修改为“情节特别恶劣”，这无疑是扩大了免死的限制条件范围，也却相应地也缩小了“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范围。     

NGO在我国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中的功效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非刑罚处置的功能和作用亟待加强；NGO组织的天然优势使其成为实施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的必然选择；NGO组织在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中的功效显著。     

原地转圈:日本政治捐款制度改革

从1948年到2011年,规范日本政治捐款制度的《政治资金规正法》历经了多次修改,但对政治捐款数量的限制保留了1975年第1次修改时的标准。派阀和政治家仍然能够通过多种迂回途径获得企业团体捐款。政治宴会作为变相的政治捐款受法律制约较小,成为最有效的收集政治资金方式。日本政治捐款制度改革之所以原地转圈主要是因为日本型民主制度的先天性缺陷。     

英国近年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之评析

在2001年Auld勋爵《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刑事法院的评论》、2002年刑事司法白皮书《所有人的正义》以及英国法律委员会近年的相关报告的指引下，十年来英国相继颁行《2003年刑事审判法》、《2012年刑事诉讼规则》及其他相关刑事法规。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英国刑事证据制度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首先，重新平衡被告人和被害人证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向被害人和证人倾斜，允许在庭审中将针对被告人被控罪名的相关不良品格呈交陪审团；其次，更加依赖庭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再次，允许陪审团更多地接触证据，运用常理决定证据的价值；最后，注重保护证人尤其是被害人证人的作证积极性。     

论刑事禁止令的性质、适用原则及法律后果

禁止令是指强令管制犯或者缓刑犯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实施某种行为的一种法定不作为义务。管制禁止令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性，缓刑禁止令具有与监禁刑关联的属性。禁止令适用的基本原则有“必要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后者包含关联性、可行性和不得重复禁止等三层意思。管制禁止令的法律后果与缓刑禁止令的法律后果不可相提并论。对管制禁止令的违反是对刑罚执行义务的违反和抗拒改造的表现，不属于犯罪行为，故不可能引起刑罚后果；对缓刑禁止令的违反，表明不执行原判监禁刑的法定条件消失，从而引起执行原判刑罚的后果。     

略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刑事立法完善——以现行刑法罚金刑适用为视角

刑事法律是保证公司社会责任的最后配置,同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一道形成对抗公司违法乃至犯罪的天网。公司社会责任,在一定意义上需要通过公司刑事责任得以最终实现。因此,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意味着公司犯罪刑罚的加重。完善我国公司刑事立法的建议是：以责任一体化为目标,使公司刑事责任等同于自然人刑事责任;加重刑法对公司犯罪的刑罚;加重责任人员刑罚,加大罚金刑和自由刑并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与冲突——以宽严相济的原则为指引

2005年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制的大量行为与犯罪行为都有重合或相似之处,这些行为通过数额、情节、后果等要素衔接,对其区分处以治安处罚或刑罚。标准的模糊性导致实践中产生诸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刑法对犯罪的定量规定。在我国治安处罚与刑罚的区分具有特殊的意义,刑法对犯罪概念作定量处理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因此以宽严相济的原则指导自由裁量的空间至关重要。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反思与重构

食品安全是关系到人类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国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使得以法律手段保护食品安全成为必需。《食品安全法》的施行和现实情况,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提出了新要求。反思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做好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重构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更好地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从而有效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