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教育工作中的三种教育目的及其相互关系

针对罪犯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忽视对罪犯的教育职责,忽略对罪犯教育目的加以研究的问题,本文集中阐述了罪犯教育工作中的三种教育目的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突出地强调了通过个别教育活动实现对罪犯个体的直接教育目的的重要性及其关键作用。     

现代刑法价值取向应脱离封建思想的土壤

我国传统刑法价值取向植根于封建思想的土壤,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今天,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现代刑法取向必须摆脱这种束缚,植根于当代社会、经济基础,适应全球化发展进程,构建现代文明的基石。     

刑事再审制度比较研究

刑事再审制度作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补充,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着不同的存在和表现方式,二者差异来源于法律思想、法律传统、法律文化、思维方式乃至社会环境和资源的不同,以及在价值选择上的不同取舍。     

全球化和刑事司法

刑事司法的全球化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而且全球化的进程旨在在世界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预防和惩治某些特定的犯罪。然而,刑事司法全球化的构建需要建立在统一的刑事司法文化基础上,与修正的报应模式和法律与秩序模式不同的是,刑事司法全球化必须有整合一致的人权文化。提高个体、政治、社会和经济人权的整体文化,是保障建立刑事司法全球化的最佳途径,它服务于国际公共价值和秩序,同时还致力于社会公正,确保相关人员,特别是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电脑量刑辩证观

在中国电脑量刑之所以很容易被接受,并且迅速得到普及,是以固有的思维方式为前提条件和催化剂的,虽然有关努力值得给予充分的评价,但在现阶段对法律专家系统软件的设计和运用应该持一种慎之又慎的态度,尤其是在电脑量刑方面更不可急于求成。     

定量因素在犯罪成立条件中的地位——兼论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

在刑法中规定定量因素不是我国首创,各国根据国情的不同,对轻微反社会行为或者交司法机关以诉讼方式处理,或者交行政机关予以行政处罚。不同国家选择不同路径,既是其主观考量的结果,也有客观情势使其不得不然的因素。我国刑法中定量因素的存在有其充分理由;行政处罚、劳动教养等制度虽然有待于完善,但这不是否定刑法中的定量因素的理由。对刑法明文规定的和犯罪构成要件有关的定量因素应在犯罪成立的积极条件中进行形式判断,对综合性的定量因素应当在犯罪成立的消极条件中进行实质判断,从而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的行为予以剔除。     

论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承担

传统诉讼理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认为证明责任完全由控方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然而,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被告人在针对指控提出某些辩护主张以证明被控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时负有证明责任。当然,与控方所承担的证明责任的性质与要求不同,刑事被告人所承担属于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只需达到"盖然性占优势"的程度即可。     

责任共犯说批判

在欧陆、日本刑法学上,责任共犯说是主张共犯因为使正犯堕落,陷入罪责和刑罚而受到处罚的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责任共犯说由于被指“严重违反责任主义原则”,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逐渐走向式微。从解释论结论上看,我国传统刑法学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基本属于责任共犯说,同样面临责任共犯说所面临的所有批判。因此,有必要重构我国刑法学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     

检察机关二审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死刑第二审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开庭审理,以往存在于死刑案件二审审理方式中的三级结构被彻底改变。这顺应了在我国逐步实现对包括死刑案件在内的全部刑事二审案件进行开庭审理的发展趋势。为适应这一趋势,检察机关在刑事二审案件诉讼程序中的职能亟需明确。根据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诉讼规律,检察机关在刑事第二审中的诉讼职能应当界定为第一审公诉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的继续和延伸,但重在全方位的诉讼监督。     

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异议制度

刑事诉讼管辖异议权,是当事人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程序性权利。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管辖权异议都有明确的规定,其积极的作用也得到普遍的认同,表现出巨大的司法价值。然而,在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却处于缺失的状态。因此,应该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构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程序的规范化和正义性。